来源：《金庸往事》（沈西城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
1975年夏天某日，骄阳似火，挥汗如雨，我第一趟（上海话：第一次）[1] 见到金庸。那一年，中国和日本反苏联霸权问题闹得很热，《明报》内地版编辑毛国昆、国际版编辑毛国伦，特别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日本报界驻港特派员参加。《明报》方面，更是隆而重之，出席的是社长金庸与司马长风。司马长风是著名的文史学者、日文翻译家和政论家，所撰《集思录》，排日刊于《明报•副刊》显著位置，读者万千。他以“秋贞理”的笔名撰写的散文，委婉曲致，情文并茂，追读者众；而金庸除了以武侠小说鸣于世，几乎每日都在《明报》写一段社论。他的社论，言简意赅，见解透辟，深受读者欢迎，时日一久，也就引起海峡两岸政要的注意。因而有人说：“《明报》之能够畅销，跟金庸写的社论大有关系。”事实是否如此，不敢妄定，可的确有许多人是为了看金庸的那段社论而买《明报》的。
司马长风跟金庸拨冗出席这个座谈会，正好说明《明报》对反苏联霸权问题的重视。由于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士，毛国昆便央我这个粗通日语的小伙子担任通译。我一听，两脚直跺，额角冒汗。老实说，以我当时的日语程度，当不足膺此大任。毛国昆怕我推搪，不断游说，仍撼不动我的意志，可当他说金庸也会出席时，我的胆子顿壮，勇气来矣。一直以来，我都是金庸迷，他写的武侠小说，全读过，而且不止一遍，是像倪匡那样一看、再看、三看地读下去。（偶像出现，书迷哪有不去觐见的道理？不管日语水平如何低，去之可也，怕啥？）
座谈会地点是中环于仁行（今已拆除）的翠园酒家。 [2] 周末下午，我穿上一袭深蓝西装，结上浅蓝白点领带，匆匆走进贵宾房时，金庸还没到，嘉宾倒是已来了好几位。毛国昆逐一为我介绍：这边是《读卖新闻》的本池滋夫、《朝日新闻》的伊藤；那边是《东京新闻》的花浩、《每日新闻》的林慧儿……Konnichiwa，你好你好！一一握手寒暄。虽说是驻港特派员，除了林慧儿、本池能说一点中文之外，其余几位都只能讲日语，连普通英语也说不来，我的蹩脚日语只好硬派用场。
“你不是很想见见查先生吗？刚打了电话去渣甸山的家，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毛国昆走过来，带着笑容安抚我。我登时紧张起来，心仪已久的人物，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儿呢？ 在金庸还未踏进翠园之前，我心念电转，把各式各样能想象的容貌都在脑海里打了个转：风流潇洒？神采非凡？飘逸俊雅？文质彬彬？唉！想昏了头！
我跟众特派员闲谈了一会儿，魁梧健壮的司马长风，一袭夏威夷花衫，神采飞扬地来了。本池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念过中国语，看得懂中文，拜读过司马长风的文章，跟司马很快便谈得投契。我交谈的对象便只好限于伊藤、林慧儿与花浩，你一言我一语，话题不离反霸权。林慧儿、伊藤等言辞激昂，指责苏联霸道。我不赞一言，对政治，我并不太懂，搭不上嘴，兴许在日本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对日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儿了解，谈起来还不致太隔膜。五点钟开会，金庸比原定时间晚了五分钟才到，抱拳，连声“对不起，对不起”。第一眼看到金庸，说良心话，真有点失望。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想象中的金庸，戴金丝框眼镜，高瘦韶秀，书卷气洋溢。可眼前的金庸嘛，身形微胖，朴实无华，哪有半点儿文采风流？乍看，更像一个生意人。穿了一袭灰色西装，衬衣领子皱巴巴，领带斜歪歪，没结好。还有呀，那双皮鞋，嘿！尘埃满布，黑鞋已全灰。这身打扮，真教我怀疑，站在面前的便是我崇拜莫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可毛国昆做介绍时，明明白白地这般说：“这位是查先生 [3] ！”既然是查先生，那么确是金庸无疑了。我微微有些儿失望，也只好接受眼前的事实。大概毛国昆已经向他介绍过了，金庸一见到我，万分客气地说：“沈先生，多谢你帮忙！”我低低地回说：“不谢。”金庸到场后，座谈会立即开始。毛国昆首先发言，我从旁通译。简单做过开场白，挨到金庸说话。金庸一开口，我更加愣住了。金庸小说，构思奇巧，布局多变，不由你不佩服，可听得金庸讲话，你定会诧异万分。天哪！彼之口齿，殊不灵光，断断续续，拖拖拉拉，螺蛳吃尽（广东话：吃螺蛳，指演出时唱曲或念白不流利），教人不耐。在我见到金庸前，朋友已告我查先生有轻微口吃的毛病，遂有心理准备，可咋想到他会如此地拙于辞令呢？
一个有口吃小毛病的人，居然能够写出那样出色的小说和评论，太不可思议。大家都看过《鹿鼎记》吧，韦小宝不少对白，是那么“机灵刁钻”“刻薄辛辣”，绕弯骂人而人不知，读之捧腹，不能自已。呀！真亏木讷朴实的金庸能够想得出来。由是可知，写和说到底是两码子的事。这一天的座谈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由毛国昆负责笔记和录音。会谈后的第二天，毛国昆就把录音带交给我，要我翻译出来，叮嘱说：“查先生特别交代，翻出来后，让他过目。”对《明报》的立场，金庸十分谨慎，反霸权牵涉到政治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万一出岔子，可就麻烦了，非得小心谨慎不可。我花了两天工夫，不眠不休，耗尽心血，才把录音带里的议论约略翻好，交给毛国昆，让金庸过目。记录后来在《明报》登了出来，引起极大反响。文章在个别段落，有若干的修改，显然金庸是仔细看过这篇记录的。由于这段渊源，我开始为《明报》国际版翻译中日问题的文章。其时《明报》为中国问题权威，金庸社论，听说连邓小平、杨尚昆等都会阅读。我虽然有幸见过金庸，跟他并不熟悉，也没有往来。嗣后我重翻他的小说，可能有过一次接触吧，兴味更浓，印象益深。
过了一阵子，孙淡宁 [4] 女士见我整天吊儿郎当，不是事儿，好意介绍我去《大任周刊》任职。上班两三天，主编孙宝刚老先生跟我商量，拟在周刊搞一个文化界名人访谈，我想也不想就提议访问金庸。孙先生连声叫好：“这就定了，我找孙大姐，她跟查先生熟。”透过孙淡宁的介绍，一个初秋下午，太阳偏斜，金风送爽，我跟摄影记者阿朱，一径跑到渣甸山去访金庸。金庸的住所是一幢三层洋房，前面一个大花园，种满不知名花草，乏人打理吧，枯萎凋谢，垂枝散蕊，一派萧条。我跟阿朱由用人延引到二楼金庸的书房坐下。金庸的书房，教我眼界大开，面积足足千呎有余，铺着蔚蓝地毯，又如汪洋，四壁都是伸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各式各样书籍，趁着金庸尚未现身，我好奇趋前看，大部头的书便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一百巨册的《大藏经》 [5] 、《涵芬楼丛书》等等。藏书多元化，除了文史书类外，有关音乐、舞蹈、电影、武术和围棋专集都罗列俱全。角落一张大写字台，台上地下，书籍盈帙。我环顾四周，不知怎的，眼前浮现出金庸看书的情形：鸡鸣风雨，遥夜荒灯，捧着书本，绕案吟诵，如和尚唪呗、道士步虚，念得滚瓜烂熟……这时，金庸悄悄走了进来，一见我，便说：“沈先生，我们是见过面的。”我谦逊一番，道明来意。
金庸很客气，说：“不要说访问，我们随便谈谈。”
刚坐下，金庸书迷阿朱迫不及待，开口问：“金庸先生，你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的？”
金庸抓了一下并不浓密的头发：“那时候我在《大公报》做事，闲得无聊，老总罗孚先生叫我写，便写来看看。”
根据名报人罗孚（即丝韦）昔年在香港《新晚报》所写的一篇杂文，金庸是在他的鼓励下方尝试写武侠小说的。 [6] 不但金庸如此，梁羽生也是受知于罗孚。可以说如果没有罗孚，便没有金庸和梁羽生的横空出世。金庸坦承从未作过任何长篇小说，写武侠小说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兵来将挡，随意为之。然而，《书剑恩仇录》发表后，读者热烈捧读，叫好声不绝，要求长写，金庸欲罢不能，便一篇篇地写下去。金庸说，小时候喜欢看小说，尤其是那些章回小说，是他最钟爱的读物，一看，神领心悟，铭记心中。不知读者们可曾注意，金庸的小说，很有《水浒传》的味儿，《射雕英雄传》人物众多，都有绰号，“南帝北丐中神通”“东邪西毒”“老顽童”“赤练仙子”……传神阿堵，跟“九纹龙”“黑旋风”“浪里白条”等诨称，比俪并肩，了无逊色。
“查先生，你第一篇是《书剑恩仇录》，对吗？”阿朱又插口问。（犯浑！人家早已说了，还问！）
金庸不以为忤，点头道︰“是的，在《新晚报》连载，只是尝试性质，没有什么冀望，如果反应不好，便打算搁笔不写——”
“后来反应好，所以便一直写下去。”我顺势替他接下去。
“哈哈！”金庸被我给逗得笑了起来。
“为什么会写《书剑恩仇录》？”余下的时间，我们一问一答起来。方便叙述，我建议用上海话，金庸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对对对，小叶（谈得投契，叫我‘小叶’了），阿拉（上海话：我们）都是上海人！”
“写《书剑恩仇录》嘛，因为我比较熟悉乾隆的故事，”金庸眯着眼睛，一头投入回忆。奇哉怪也，一讲上海话，他的口齿开始麻利灵活起来︰“我的家乡是浙江海宁，年幼时，常听到家中长工在讲乾隆是汉人的故事。乾隆本姓陈，是我同乡。可能是这样，我对这段事迹印象很深，常想把它写出来。罗孚要我写武侠小说，我立刻想到这个题材，便把它写出来虚应一下。这叫作驾轻就熟嘛，哈哈哈！”眨了眨眼睛，模样逗趣，跟座谈会上所见，活脱脱是另一个人。
“看你的武侠小说，发觉常常跟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像《射雕英雄传》，背景放在北宋，《书剑恩仇录》是讲清朝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你这样做的呢？”
金庸想了一下︰“没什么，大概这跟我喜欢历史有关吧！历史很奇怪，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喜欢治史，相信与此有关。武侠小说一直以来，大多是向壁虚构，给人一种不尽不实的感觉，我想改变一下，在历史的基础上撰写武侠小说，那样，有了现实背景，读者看起来，便会有真实感，更加投入。”
“你的武侠小说，除了伴随着浓厚的章回小说味道，还带有悬疑诡秘的情节，在描写方面，也着重心理描述……”
金庸举起手，打断我的话，往下说︰“小叶，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好。我年轻时，喜欢看《水浒传》《七侠五义》一类通俗小说。到进大学，开始接触西方小说，其间，也看过不少侦探小说，因而觉得写武侠小说，单靠一种手法是不行的，最好多变。换言之，若能向西方文学取经，将中西写作技巧融汇结合起来，那就好了。不过，我绝不主张文字欧化，只——（语调坚定）借用西方技巧。”咱们仔细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文字是纯中国式的，技巧很明显有些是沿袭西方，可经过金庸的匠心独运，巧妙安排，早已不着痕迹。
“我看过《雪山飞狐》，这本书引起极大的话题，众人议论的地方，便是它的结局：胡斐这一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想知道，你本意是怎样安排的？”
金庸笑了一笑，有点自得︰“有关这个问题，我早已经面对好几十次了，朋友们见面，总会缠着问胡斐这一刀砍不砍下去？老实讲，我写《雪山飞狐》的时候，是十分用心的，写到后来，整个人已投入小说中，胡斐的矛盾，变成我的矛盾，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为我的痛苦，胡、苗世仇如何了断，连我都决定不了，所以那刀到底砍不砍下，我也无法知道……”（呀！连作者本人也没办法，此结难解。）金庸陷入沉思。对《雪山飞狐》，金庸迷一直在追念，胡斐那一刀会否砍下去。我竭力怂恿金庸续写下去，给他们一个满意答案。无奈他坚拒不续，隔了一长段时间，退而求次乞请倪匡续写，倪匡以前为金庸续写过《天龙八部》，天衣无缝，读者几乎看不出来，的确是理想人选。 [7] 倪匡拒绝，三声哈哈哈，朗声道︰“金庸的小说世上无人能续。”“包括阁下？”来人问。倪匡不住点头：“那当然！”于是，《雪山飞狐》续集永远胎死腹中。
“在这么多本武侠小说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本？”阿朱边问边提起照相机，对准金庸，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当时金庸回答︰“‘射雕’与‘神雕’我都喜欢。”（现在，怕会改口说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了吧？）
“后来你脱离了《大公报》，自己创办《明报》，日理万机，你利用什么时间写稿呢？”阿朱手不停举，不住拍照。
金庸沉吟了一阵︰“多数在报馆写。我写稿速度其实很慢，远远比不上倪先生一个小时可写四五千字那么厉害。一字一句斟酌，反复思索——”皱了皱眉头，“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上两三个钟头。”
“你喜欢白天写稿，还是晚上写呢？”我狠狠白了阿朱一眼。（嘿！总爱打岔！）
金庸想也不想便回答：“晚上，那时比较清静。一直以来，我的稿写得并不多，通常只是写一段连载。有一个时期，《明报》创办《武侠与历史》，为保销路，我也在那里写连载（《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写两个连载，在我已是破天荒之举了。”金庸不同于倪匡，并非多产作家，仅凭那十几部武侠巨著，已足以震古烁今，在中国文学史上稳占一席。阿朱看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颇有研究，问了金庸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武侠小说是纯文学作品吗？七十年代，两岸许多知识分子对“文学”这个问题很是顽固保守，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曾经被夏志清、周策纵、刘绍铭等一班海外著名学者大力推荐，广大知识分子仍视之为雕虫小技，不值一哂。（最瞩目的例子便是王朔力批金庸小说文字粗糙，难入文学殿堂。）
金庸苦笑一下︰“以前的确有不少学者都看不起武侠小说，认为是小说者之流，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近年风气也有些转变，有人（泛指夏志清等）提出武侠小说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说不定有朝一日，得列庙堂的。”时至今日，武侠小说的地位确然有着很大的转变，许多学者开始撰文评论，倪匡更写了《我看金庸小说》，甚而“再看”“三看”“四看”。八十年代初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将金庸小说引入台湾，金庸小说由是大盛，台湾文化界相应有不少学者开会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八十年代以降，金风刮内地，文坛掀起“金庸”潮，名家辈出，严家炎、陈墨、陈平原、冯其庸等人著作，条分缕析，深及骨节，相互比竞，各陈其旨，猗欤盛哉。九十年代内地推选近代十大作家，金庸排名仅在鲁迅、巴金之后，名列第三。研究金庸小说，定名“金学”。武侠小说已在文坛开花，树立名堂。访谈一个多小时，我下马求道，问金庸如何撰写武侠小说。
他率直回答︰“我通常都先有个腹稿，也有人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不过，在撰写过程中，许多情节都会给推翻、改掉的，或增加，或减删，看故事的发展而定。”
“查先生，你通常要花多少时间构思一部武侠小说？”讲不听，调皮的阿朱又来插口。
“很难说。”金庸考虑了一下，“其实许多故事早已在脑海里，不过只是一个雏形，到想要写时，便慢慢地思索，让它成熟起来。”
“你有没有遇过没有灵感、无法下笔的时候？”阿朱呆呆地问。
金庸苦笑一下︰“偶然也会有的。不幸遇到，便放下笔，喝杯咖啡，四处走走，松弛一下再写。”
访问结束后，阿朱替金庸造像，指东画西，金庸做演员，乖乖听命；阿朱扮大导，好不威风。我乘机在书房浏览，无意中看到书架上有两册《碧血剑》，用白粉纸包着书面，书脊用毛笔字题着“碧血剑”三个字。劲挺秀美，天然自如，乍看有点像宋徽宗的瘦金体，正自狐疑，金庸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边：“这是我自己题的字。”他指指那两册《碧血剑》。
“呀！这是你写的字？”我有点诧异。
“是，所有我的书都由我自己题字，字写得并不好，总好过麻烦别人题呀！”金庸撇撇嘴。老实说，金庸的字并非书家的字，却具文人风格，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金庸之手。临行，金庸送我《书剑恩仇录》，并在扉页上题款：“西城兄惠存 弟金庸”。称我为兄，愧煞小子。
离开渣甸山，已是黄昏落日时分，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查家大宅见萧条。这是我第一次去渣甸山金庸的家，也是最后一次，过不久，他就搬迁去北角半山了。那日的访问，后来在《大任周刊》发表，大受欢迎，读者纷纷来函要求再访金庸，可我办不到，《大任周刊》经济出现问题，最终上了排门板。我为稻粱谋，写稿维生，再无暇兼顾！
三晤金庸，已是1978年。1978年年初我进“佳艺”电视做事，顶头上司刘天赐要我筹划一个叫做《推理剧场》的节目（此为香港电视台首创），为洽购版权，我独个儿跑去日本拜访松本清张。松本清张是日本最有名的推理小说大家，日产万言，哪有时间见我这个闲人？到了日本，在酒店里的“文艺年鉴”上找到松本府邸的电话，初生之犊不畏虎，一通打过去，道达来意。松本老师居然毫不犹豫地应承我去看望。到见面那天，我把来意一一说明。松本清张很爽快地答应把他三个推理小说交给我回去拍电视，订明分文不取。办完正事，他向我打听香港文化界的情形，一一对他讲了。一面听，一面表达意见。当我讲到金庸时，松本忽然“呀”地嚷起来：“香港也有那么才华横溢的作家？下次我去香港，请你无论如何介绍我认识。”识英雄重英雄，顺手挑了几本小说，题上名，交我转送金庸。 [8]
回到香港后，我把书带给蔡校书炎培兄 [9] ，请他转呈金庸，不到一个星期，蔡炎培打来一个电话：“西城，查先生有一本书要送给你，有空烦来报馆取吧！”那本书是江户川乱步写的《探侦小说四十年》，为有编号的豪华精装版，书的后页有江户川乱步印鉴和签名，弥足珍贵。金庸神通广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而又大方地割爱。揭开黑色的硬皮，透过砂纸，清清晰晰看到金庸用红笔题的“西城兄惠存 弟金庸”等几个字。
这本《探侦小说四十年》是日本已故侦探小说宗师江户川乱步的写作札记，具有很高的推理文学参考价值，我一直视若拱璧地珍藏着。惜于1982年迁家，散佚了。唯我坚信此书一定仍然流传坊间，如果某日有人觅得，转赠与我，重回怀抱，那真是美事一桩。从一件小事，体现出金庸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你送他一件礼物，他必定回送，不拖不欠，谁也不亏谁。这一点跟他的老朋友张彻很相像，对朋友，绝对不讨小便宜，嘿嘿！当然你也别想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这段交往，大抵不能算是三晤，在我而言，心与神会，便是一晤。
金庸亡后，忽地又想起另一晤。八十年代，胡菊人离职《明月》，月刊顿失支柱。某日午间，我上《明月》交稿，适值金庸在，一见我，笑容满脸，一把拉住我道：“小叶呀，你要多为月刊写稿呀！”说完，亲自倒了一杯热茶，递与我手，黄毛小子哪能不感激涕零？此晤遂永存心中。
[1]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关于方言转化为普通话的解释均为编者注。
[2] 座谈会分两轮举行，第一轮我没有参加。
[3] 金庸本姓查——音渣，名良镛，浙江海宁人士，金庸是他的笔名，是从“镛”字拆开来的。
[4] 笔名农妇，其夫是金庸的同学。
[5] 按佛氏之经典曰“藏”，藏者包含蕴聚之义，“大藏”为汉朝佛教经典并东土高僧著作入“藏”者之总称，略称《藏经》，亦云《一切经》，版本繁多，已不记得金庸所藏究属何种版本。
[6] 1954年，太极老掌门吴公仪同白鹤派少壮陈克夫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掀起武侠风潮。老前辈金尧如先生灵机一动，谕罗孚觅人，罗孚先后找来梁羽生、金庸撰写武侠小说，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另有一说，名作家高旅早年以“牟松庭”笔名撰写《山东响马传》，实为新派武侠小说滥觞。
[7] 金庸并不满意倪匡对《天龙八部》的续写，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再版时完全删去。
[8] 详见拙译《雾之旗》辅文《松本清张先生印象记》。
[9] 他是金庸武侠小说初版的校对，金庸倚重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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