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评传》（刘国重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金庸小说的读者，或垂垂老矣，或正在老去。我是这些老人中，不算特老的一个老人。

最早读《射雕英雄传》，惊为天人所著天书。读《天龙八部》稍晚，读完此书更晚。

约1987年，某日，一家小书铺，两部《天龙八部》，赫然在架，心跳加速，惊喜不已，当即掏钱买下，却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所出。这个版本有些古怪，五卷书给分成了十册。那天在书铺所见，只有前两册，也就是后来三联或朗声版的第一册。

书一入手，通宵连看两遍，第三遍没看完，天已经亮了。迷迷糊糊，上学去，免不了要带上两册新得的奇书，与同学共赏。

后来的日子，此书在班上几乎传遍，自觉排队，轮流看。记得是每人两节课，不管看完没有，第三节课都要传给下一同学。

书看完了，仍不算完，逼我交出后面的第三第四册，我自然坚贞不屈，打死不交！因为没有嘛。

每到下课，总有人问起后面的故事。青春期的小屁孩，不关心大理国的国运兴衰，只知道轮番逼问：“段誉和木婉清，后来怎样了？”

真是可怜，煞是可恼！我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一跟人解释：这书我只买到前两册，欲知后事如何，阿拉也不明了。

某一日课间，又让人给包围，烦透了！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过，一句话紧跟着脱口而出：“其实啊，段誉和木婉清，根本不是兄妹！”

奇迹，发生在顷刻。听我一言，喧闹瞬时沉寂下来，同学们脸上，一副既恍然又茫然的神色，皆努力做思考状，恰好上课铃响，于是一哄而散，归位，上课。其后，虽然还有追问的，少了许多，耳根略得清静。

半年后，终于买到全套《天龙八部》（宝文堂版），急读一遍，不免有几分得意。原来啊，段誉和木婉清，果然不是（亲）兄妹。

要解开这个结，恐怕只有这一种处理方法。这个，给我猜到了，蒙对了。至于“化子邋遢，观音长发”那样精微到令人读之悚然的情节安排，却是在我的能力以外。

读金庸之先，我已读过一些中国小说，而尚未来得及建立（或盲从）“雅高于俗”的庸俗观念，只简单地将中国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典小说，一种是现当代小说（所谓“新文学”），前者比后者好太多，没有可比性。

最早读金庸小说，我不相信他是活着的小说家，不相信当代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而不自觉地将金庸小说放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光荣行列。于今看来，金庸当然不是古人，他的小说当然不是“古典”，却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伟大的写作传统。

当时有同学跟我解释，金庸是当代人，却是改写古代小说，才写得这么好。我恍然大悟，疑窦尽释，深信不疑。

同学应不是自己编瞎话骗我，我并不信任他的诚实品性，而是怀疑他的智力。十几岁的小孩子应不至于如此擅长撒谎，多半如《鹿鼎记》中康熙说的那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不过瞧他样子，也不是说谎，多半人家这样骗他，他就信以为真。”

更可能是以讹传讹，将聂云岚改写王度庐小说一事套在金庸头上。据聂云岚之子说，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人”。

有机会问问这位同学，到底是不是故意骗我。恐怕他已不记得，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后来我确认金庸与我生在同一时代，真觉荣幸。那一刻，天地都比之前，光明得更多。金庸小说十五部，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

我写《金庸评传》之“缘”，起于三四十年前，初读金庸小说，就对这个人充满好奇，此后一直关注其生平的吉光片羽、点点滴滴。三十多年来，我更乐读金庸的生平资料，读金庸小说的评论相对较少。想知道，是怎样一个人，竟写出这样的小说。长期关注、考索其生平，乃作此《金庸评传》。

《金庸评传》，自2016年开笔，断断续续写了七年有半，今日终于杀青。本来拟定30万字的篇幅，而下笔不能自休，终稿竟超百万字。金庸，是说不尽的。

起笔写《金庸评传》的十年前，2006年，我开始在网上发帖谈金庸。网友谈金庸，多是仅关注和评说其作品，我则一直兼谈金庸其书与其人。

《金庸评传》最后一篇，作为“代后记”的《“一捆矛盾”的金庸》一文，其实是全书中写作最早的，是我2006年最早在网上发的帖子之一。

《“一捆矛盾”的金庸》主旨，是说与金庸天性最接近的，不是佛家，也不是儒家，反而是三教中最不受重视的道家思想。这是我对金庸的一个总体认知，也是一个猜想。2020年，我从当年出版的《金庸访谈资料集》第四册，读到金庸对香港记者说的一句“我既不是佛家也不是儒家，倒有一点道家味道”，甚是惊喜。我的猜想，与金庸的自我认知，并不相悖。

为这部《金庸评传》耗费甚多心力的编辑马晓茹女史，问我最想强调金庸的特质是什么，我应声即答：金庸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与捍卫者，一位保守主义思想者。

近期有人发文纪念金庸，竟称之为“五四之子”，没有比四个字更荒谬的蔑称了。金庸的小说创作，一面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一面吸收西方小说的营养，不是完全不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但影响甚微。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的思想倾向，更与“新文化运动”之彻底反传统（胡适早年明确主张“全盘西化”，后虽有所纠正，其“盲目西化”的底色并无改变；鲁迅直到晚年还在斩钉截铁地胡咧咧：必须废除汉字），判然有别。

詹宏志曾经分析过：“金庸生活在一个新文艺的时代，当时的鲁迅、胡适代表着一股破旧立新的潮流。但金庸好像没有受到整个新文艺大时代的影响。”金庸的小说创作和思想主张，都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金庸以陈寅恪、钱穆两先生的“私淑弟子”自居。1978年，金庸偕同胡菊人采访钱穆，称许为“伟大的学者”。访谈中，钱穆谈到：“查先生写武侠小说，，也不是真的有其人，但有故事啊。”多年前我读这次访谈的记录，就感觉钱先生可能读过金庸小说。最近从2024年第3期《明报月刊》读到金庸1970年所写旧文《有增有删，大段改写，为什么要增删改写?》。文中，金庸谈及：“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来港，把酒长谈，说到了我这几部武侠小说……提到赵元任、钱穆、李政道等前辈均是‘同好’。”钱穆先生确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确认这一点，于我又是一大惊喜。

余英时以“一生为故国招魂”，挽悼乃师钱穆。金庸一生，以各类散文，以《明报》社评，以《明报月刊》，以访谈演讲，尤其以他十五部小说，何尝不也是在“为故国招魂”？

迭遭“新文化”与“文戈”侮蔑、丑化与摧残，花果飘零的华夏文明，魂兮归来，返故国些！

2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