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斯年

此為《解構金庸》(林保淳 著)序

保淳从台北打来电话,说所著《解构金庸》将在大陆出版,要我为之写序。

这篇“作文”可不易做,因为我并未从学术角度认真研究过金庸。原由有二:其一,当我阅读金庸小说时,“金学”已在海外大热,后来大陆的评论也层出不穷,似已无甚可说。其二,在下一向不敢“研究”港台作家,因为深知搜集原始资料之难,是难于上青天的。对金庸先生的最近看法,也可归纳为二:一则觉得他回内地之后,原有的批判精神似乎大为消退,未免令人遗憾。二则得知他以八十多岁高龄,犹决然拒绝伦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坚持遵循正规程序通过论文答辩;对其人格、态度,感到相当钦佩。如此而已。

不过,关于保淳的大著,我的阅读感想还是颇多的。

一、“摧毁”了“七宝楼台”

冰心《纪事珠》曾述儿时读《块肉余生述》,“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藉以“证明我自己是幸福的!”她所说的这种“奇怪的心理”,实即“移情—净化”的“纯阅读”过程——“纯阅读”者,非“研究”的、不带任何其它“动机”之阅读也。从探究文学作品如何发挥功能的角度立论,鲁迅(《摩罗诗力说》)称之为“不用之用”——作品如大海,读者似泳人:“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也。

我读金庸小说,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其时港台作品尚未开禁。白天为编注《鲁迅全集》而“穷经究理”,晚上以发狂的进度看《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抓到一部读一部,因为是朋友间轮流周转的,每人时间都很有限。这就是保淳所谓“雪夜读禁书”的情趣罢,确乎“畅快淋漓”!

看《笑傲江湖》却是后几年的事:出差上海,街头购得此书,也是利用夜间,在招待所里接连读完。并非没有察觉书中影射权力斗争的含意,但我尽量不往这个方向多想,为的是保持浮游巨浸、心旷神怡的境界,惟恐拆散那座心造的“七宝楼台”。然而,在保淳的“解构”之下,它却訇然倒塌了!

他对《笑傲江湖》的解构,关键殆在“视角”的选择、确立和坚持——坚持把它视为“最能体现金庸政治观点的一部小说著作”。金庸的政治观点,则可用该书〈后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

保淳的“解构功力”,最令我佩服的是对书中所涵“悖论”的犀利揭发。例如:

本应远离“庙堂”之龌龊、“魏阙”之势利的“江湖”,在小说里反而变成了最为龌龊、势利之所。以致那些“身在江湖”而并非真正“求隐”者,竟把官场当成“全身求退”之所。

对权势最隔膜者,反倒成为争夺权势最有力的“棋子”。操弄他的,则是奉行“不争”的高僧大德。“不争”原是最有功效的“争”!

因“不男不女”而立于不败之地者,终于败在“女人化”的“一闪念”。由此看来,“不男不女”是个“假命题”,权力斗争本属“男权话语”。“书中的女性角色”,只好个个成为“道道地地的‘配角’”。然而,最“男人化”的角色,结果还是逃脱不掉灭亡命运。

“笑傲江湖”者,终究反为“江湖”所“傲”——真正追求“超离”的江湖人,不舍弃“江湖”就得不到自由。

以上全是“悖论”,却又全是“人性的真实”和“人类发展的命运”,因而“悖论”又都化为自己的“悖论”!

这样的解构过程,应该蕴涵着破解数学方程那样的精神愉悦吧!于是,感性层次、“看热闹”层次的“七宝楼台”轰毁了,理性层次、“看门道”层次的另一座“七宝楼台”建构起来了。文艺作品本身固然“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于读者,文艺批评却确乎可使“不用之用”提升为“有用之用”的。

二、“化实为虚”和“其虚若实”

《笑傲江湖》中的“江湖”属于个案,而全部金庸武侠作品乃至所有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则是一种“共案”——它是小说主人公们活动的“公共空间”。保淳从语源、社会属性、历史形态、文化意涵等方面,详尽地描述、分析了作为“现实存在”的“江湖”及其化为虚构的“成人童话世界”之过程,从而阐明金庸作品的独创性以及作者所以获得宗师地位的主要原因。

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现实世界中的“江湖”属于“亚社会”的一种形态,具有典型的“边缘”特征。民国时期,党会小说作家姚民哀有“七红八黑九江湖”之说,谓“红”指散盗,“黑”指窃贼,“江湖”则指流丐和跑码头的艺人(又称“江湖团”)。其说虽属十分狭义的“江湖概念”,但也包含宽阔的“演绎空间”。广义考析,则“江湖”确如保淳所言,“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一个区块”,它既超离权力核心,又“充满着无限可能的‘动能’”,既自由放任,又“自成一法外的秩序”。不同的武侠小说作家,皆以它为共同“现实基础”,虚构出各自的“江湖世界”。

保淳把武侠小说作家虚构江湖世界的手段,概括为“超离”、“实写”与“隐喻”三种趋向,指出金庸笔下江湖世界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在“隐喻化”和“历史化”。

“隐喻化”并不排斥“超离”。在很大程度上,金庸笔下的“江湖”也是超离主流社会的“自足场域”,具有“简约性”。人性的正、邪、善、恶,在童话式的场域和以“武功”为主要行为方式的人际关系中,因“单纯化”而得以凸显。但是,作者又进一步揭示出“单纯”之下的复杂和矛盾,乃至颠覆了“正邪”、“善恶”,解构了“二元对立”。这就应该归功于“隐喻化”了。

“隐喻化”也不排斥“实写”,这与金庸的“历史癖”尤其密切相关。他喜欢从历史中寻找“江湖动荡”的“证据”,因而必需部分采用“实写”。保淳也把这种“实写”概括为三类:“引首”式的、“背景”式的和“情景造极”式的。后者指对虚、实分际拿捏得恰到好处:历史是既定的“结果”,“情景造极”则是虚化的“可能”。金庸笔下,“化实为虚”和“其虚若实”一般多能达致辩证结合,这也特别应该归功于“隐喻化”。

金庸作品中的“隐喻”是多义的:作者自觉地赋予“江湖”以“非江湖”的、“江湖外”的意涵,或喻指权力争逐的“庙堂”,或喻指人性、国民性表演的舞台,或喻指民族历史的缩影……“喻体”和“喻旨”的结合形态,体现着作者对历史、生命、人性独到而深刻的诠释——包括“民族主义”的质疑,“英雄史观”的解构(尽管他也歌颂英雄),“正统意识”的颠覆等等。

“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这确实是金庸确立“宗师”地位的主要基础。

三、“断层”、“蔑视”和“共生”

保淳对王朔的质疑(见本书〈王朔金庸风波评议〉章),集中于通俗文学的评价和定位问题。

无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在大陆滋长、繁荣起来的,然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曾经出现长达三十余年的大“断层”。但它并未消亡,而是将薪火传送到了台、港,然后又“出口转内销”般地顺着改革开放之风,传回到了大陆。金庸则标志着通俗文学中的武侠小说这一品类,在台、港得到发展之后所达到的最新高峰。

反思出现上述“断层”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在于“左”的文化思想和文艺政策,而其哲学基础则是“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这种思维定势和历史观,倾向于只把近现代文学分为“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等二元对立,隐然凌驾于这些对立之上的,则是“革命”与“反动”的对抗。由此,过去在文学批评、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研领域,“泛政治化”现象尤为严重:各类文学主体,都被“划定”不同“阶级成分”,“非无产阶级”已须批判拒斥,何况被视为充满“封建糟粕”、早已“过气”的通俗文学呢!这种“左”的思维和观念,改革开放以来虽已遭到唾弃,但其潜在影响仍然不可低估。继续蔑视通俗文学,以及时或流露的“中心意识”,都是“影响”犹存的证据。

另一方面,大陆学者已就“重写文学史”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探索,多部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对“二元对抗”思维、“斗争史观”的反思和扬弃。这些文学史著作及其反映的学术理念,尽管依然遭到一些人的“蔑视”,但已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接纳和认同,因为近现代的中国文学景观,原本就是“多元共生”的景观。

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本书中的“‘解构’与‘建构’”一题,非常值得玩味。

“解构”属于否定性的向度,“建构”或“重构”则属建设性的向度,多元的思维风格则是这一向度的重要表征。“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多元论的观念——事物有许多意义,有许多事物,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是哲学的最大成就’。”它基于本体论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超越解构》,王治河〈代译序: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及其依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由“解构”到“建构”,意味着哲学观念和思维风格的重建。如果大家都能摒弃“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都能认同上述观念,那么关于通俗文学讨论的“质量”,必能得到明显提升。借用日本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说法:“这已不再是我们是否彼此喜欢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学会彼此包容的问题,因为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会留在对方的生活中。”在我看来,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不同文学主体(包括文学观)的关系:彼此包容,方能出现良性互动,方能实现共同发展,文学的世界难道不也应该如是吗!

四、应该关注“联接点”

保淳指出:极力贬斥通俗文学的王朔,“自己也应属于通俗作家的行列”。这又是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命题”——截然对立的双方之间,是存在互相联系的。

只有关注、研究差异、矛盾、对立、对抗事物之间的“联接点”,才能更正确地认识整体,从而也才能够更全面地体认相关个体。由这个角度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当年陈独秀打出“文学革命大旗”,上书“三大主义”,其一便是“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可见,“通俗”恰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观念上的一个“联接点”。“左翼文学”之讨论“大众化”,延安时期及其后出现的“工农兵文艺”之繁荣,也都证明着这个“联结点”的存在。所以,“新文学”与“鸳蝴派”的“斗争”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通俗”,而在由谁来“通俗”、怎样“通俗”和为什么而“通俗”上。新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家认为:“通俗”应是精英意识的“普及”,所以不能由那些舍不得抛弃传统、站在与市民大众“平视”立场的通俗文学家来主导;“通俗”应是政治的、革命的宣传,只为愉悦、只为供应市民大众的精神消费而“通俗”,至少是必须反对的。这一反对,后来发展成了“攻击”乃至“消灭”。

然而,历史上又出现过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中国电影艺术的诞生,得力于鸳蝴派作家、左翼文艺家以及早期电影企业家的通力合作——范伯群教授在所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对此作过细致、生动的描述。鸳蝴派作家视电影为愉悦市民观众的好工具,左翼文艺家视电影为宣传进步思想的好工具,早期企业家视电影为赚钱的好工具;他们又都认为,使用这个工具必须讲求艺术性。“有艺术性的工具”观,形成三种力量的“联结点”,促成三种力量的“大联合”,催生了中国的早期电影艺术,而它正是左翼电影的前身。

“联结点”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文艺主体之间,它集中体现着相关主体的“同”和“异”。自觉地“求同存异”,促成了早期电影事业中的“大联合”;自觉地“党同伐异”(“党同”之“同”限于“同党”间,而对与“非党”之“同”则视而不见),导致了通俗文学在大陆的长期“断流”,导致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图景的“涂抹”、扭曲和“遮断”。

“联结点”之存在,不以当事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由某一文学主体身上,无论它自己喜欢与否,都可窥见与之“联结”的相关文学—文化主体的印迹。作为读者,我也喜欢王朔作品,同时又从中窥见过作者与所贬斥的“通俗文学”之“联结”——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侦探小说;我还窥见了作者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结”——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玩世不恭”。尽管王朔作品不同于他所贬斥的“通俗文学”,也不一定是西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后者仍都“留在”了他的作品中,且都起过积极作用。

对于金庸也是如此:一再“改版”、力图超越“次级文类”、进入“典雅”殿堂的他,同样不可能抹煞自己与“次级文类”的密切联系,何况“次级”云云,原本即非科学界定呢!所以我很同意保淳的意见:金庸作品,宜以第一次修改版为“定本”。理由除了尊重“读者所建构的世界”之外,亦须尊重“作者自己的历史”、须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文献”——“不悔少作”就不应“大改少作”,否则是会徒增“干扰”的(例如大陆现代文学界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有人根据郭沫若大加修改后的《匪徒颂》,断言郭氏当时即已“接受马列主义”)。

五、“梦想”能否成真?

我和保淳相识已近二十年。由于痴长一十八岁,所以他总称我“老师”。这是十分令人汗颜的:论国学修养,我们之间配做“老师”的应该是他。

他把深厚的国学修养运用于武侠文化的研究和教学,首先特别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积累。他创建的淡江大学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收藏从台湾各个角落觅得的武侠作品达数千部,成为海内外唯一的“武侠”专门资料库。

由于我和同仁们检索过大陆一些重要图书馆的武侠书目,所以保淳早就希望建立通俗文学文献的两岸合作、交流机制,并且首先馈赠了若干部他们所藏台湾早期武侠小说的珍贵复本。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梦想”未能真正实现!

去年我和他一起在杭州参加学术会议,又曾探讨是否可将上述大陆文献的编目、复制工作,纳入某个古籍数字化的专项工程。可惜这一设想同样难以兑现!然而,这倒催发了我一个更大、也许更不切实际的梦想——

范伯群教授谈及查阅通俗文学资料的感受时曾说:“我觉得这座28层楼的上海图书馆真是一个宝库。它的藏书之丰,特别是近现代时期的藏书,据说比国家图书馆多出三分之一。”“在这浩如烟海的书籍海洋中”,有多少“资料在‘等’我们去开掘”啊!这也是我的感慨,因为我们检索过的武侠书目,多数即出于该馆;而时隔二十余年,又经一次搬迁之后,据说当年查阅的图书,有的业已“失藏”了。最近我又访问过上海图书馆的“谱牒中心”,由于文献集中、目录上网、部分版本且已实现数字化,所以检索、查阅非常便捷。既然有此先例,该馆能否也来设置一个通俗文学的特藏中心呢?如果眼下难以办到,那么能否先将相关书目公布上网呢?倘能如愿,必定可为国内外的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保淳提出的两岸通俗文学文献交流设想,自然也可初步化为现实了。有此一步,将来建特藏库,乃至实行各地书目联网等“梦想”,也就增添“成真”的可能了。那可真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好事啊!根据大陆实情,未必不切实际。

杭州会议结束,我和保淳曾乘电瓶车,环绕西湖游览半天。车轮碾着遍地黄叶缓缓前行,秋风时或拂来几丝秋雨。湖光山色,悠然迎来,澹然离去……

保淳兴奋地说:“杭州太美了!下次一定再来,多玩几天!您也一定来哦!”

他的神色,令我想起“陶然忘机”四字。也许,这便是“自己”也被“解构”了的境界吧!

我回答道:“一定!一定来!”因为这个梦,容易圆。

2008,5,15,草于姑苏杨枝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