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青网  2024-03-10

记者：祖薇薇

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是在金庸研究学者陈墨看来，这八个字并不能完全概括金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90年代初贬低武侠是个风尚”

记者：您是怎样从金庸迷转变成为金庸小说研究者的？

陈墨：我第一次接触金庸作品是在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徽州师专中文科任教的时期。当时我有一个室友叫王希华，这家伙博学聪明，嗜书如命，后来在中国科技大创办了科技传播系。但是这个聪明的家伙有个弱点，他居然花费宝贵时间看《书剑恩仇录》。我就“批判”他，整整“批判”了三年。后来，他带着《射雕英雄传》来找我，说你看看吧，我答应了。看了一整夜放不下了，从此不能自拔。

开始的时候，我没想过写研究金庸小说的书。1988年秋天，我去南昌参加《百花洲》杂志召开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百花洲》主编蓝力生先生悄悄问我看不看金庸小说，并建议“何不写写金庸”。于是，我写了4万多字的《金庸赏评》。当时的《百花洲》发文学评论最长的篇幅是1万字，1989年第6期的杂志破天荒的发了这篇4万字的文章，而且是谈论一个通俗作家。听说蓝老师后来因此受到了批评。这件事也能代表80年代，社会对于金庸的态度，——冰火两重天，热爱的人特别热爱，学界是特别冷淡、冷漠。

我自己对金庸态度的转变，也让我开始反省：为什么我没读过武侠小说就想当然觉得武侠小说不好，为什么我没读过金庸就敢批判金庸？我发现很多批判金庸很凶的人都是没看过的人。后来，我读了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会像现代人一样去思考、去调查、然后再做判断，而是想当然地给出结论。

康德说“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让我想到，一个理性周全又富有童心的人，他自然就会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金庸？你得回答这个，你不是读书人吗？你不是也喜欢金庸吗？你就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写金庸作品研究的初衷。

记者：所以您开始研究金庸作品时也是被歧视的。

陈墨：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小子不务正业”。90年代初期的时候，贬低武侠是一个风尚。这个情况，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金庸作品集》才改变。

金庸为武侠小说增加了成长、现代寓言的维度

北青报：您研究金庸小说，觉得它好在哪里？

陈墨：梁羽生之前，武侠小说通常只有一个维度——传奇，梁羽生给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金庸在传奇、历史之上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成长。而且，他以人物成长作为小说的主干公路，辅以传奇和历史。

到了后期《天龙八部》《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鹿鼎记》，武侠小说又增加了第四个维度——现代寓言。

金庸不止“侠之大者”

北青报：许多人对于金庸侠士的理解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到了后期作品，为国为民的侠消失了，金庸开始写个人。

陈墨：对，我觉得世人对金庸有几种误解，其中之一就是把金庸小说的意义仅限于了爱国主义一个层面。爱国主义确实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主题，但是，金庸的《天龙八部》不只是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写出了人道与和平。萧峰和段誉抓住耶律洪基，要他当众发誓终生不得侵宋，这不只是为了宋国，也不只是为了辽国，而是为了辽宋两国，为了这个土地上生生活的所有的百姓人民。

这个也是金庸超越其他武侠小说家的一面。他的作品中有传统价值，比如重侠义、重然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但他同时具有现代精神：人道精神、个性精神、自由精神、启蒙精神、理性精神。

金庸写侠客都是顺带的，唯一刻意写的侠是《飞狐外传》里的胡斐。但是金庸没有把胡斐写成“侠之大者”，而是写成了胡斐想帮谁谁倒霉。这是对“侠”的讽刺。

金庸未必意识到了自己小说的精彩

北青报：金庸写得这么精彩，您觉得他写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这些了？

陈墨：我觉得金庸不一定意识得到，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他会本能的要在侠客的理念和故事的可信度之间找个平衡。所以，胡斐虽然聪明，但因为没有经验，他行侠反而“害”了这么多人。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我原来设计的安娜卡列琳娜依是这样的，但是写了几章以后，她就不按我的设定走了……”这是小说创作真正的奥妙。伟大的小说都是特定时间、空间、氛围之中作者灵感状态的产物。

壮年金庸、暮年金庸，谁写得更好？

记者：这就要提到两千年前后，金庸对15部小说的再次修改，您也参与了世纪新修版的工作。

陈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稿是张纪中带给我的，问我改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好，有些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倒改了。他让我给他回邮件。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该改未改的例子，郭靖被欧阳锋打伤，黄蓉要带他回桃花岛，途中遇到武敦儒、武修文兄弟在妈妈坟前哭，黄蓉立即叫停船，将年幼的武氏兄弟带到了桃花岛。问题是：黄蓉从未见过武氏兄弟，此刻其丈夫郭靖处于昏迷状态，哪有那份闲心去管孤儿哭坟？

那天夜里一点过后，我就接到金庸先生的电话。说他是在澳大利亚打来的，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所提意见，他完全接受。又说：希望我帮忙看完修订稿，提出意见，务必像这个电子邮件一样，有话直说。

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写了N个Email，加起来估计有10万字的《神雕侠侣》的修订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先生非常恨我。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开机印刷了，结果金庸先生当天晚上给他们打电话，说暂停，这一暂停就停了20多天。

《神雕侠侣》之后，我又看《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一部接一部，直到2004年初，我出国访学。我们的交流，形式有些特殊，我用电脑，金庸则是笔写或者口授，请他夫人或秘书录入电脑后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统计过，期间我写的邮件超过50万字。

我的意见或建议，有些被毫无保留地采纳；有些被毫不犹豫地拒绝；有些是我们观点分歧，那就要讨论。比如对《天龙八部》结尾的修订。王语嫣本是书之精灵，段誉更是佛性基于人情。段、王形象深入人心。结果新修版中，金庸先生作了两处大修，一、让段誉和王语嫣劳燕分飞；二、增加了几十页尾声《洱海欢歌》。我认为，“欢歌”纯属多余，金庸先生同意删除几十页的尾声。但段王的结局，他没有采用我的意见。他连王语嫣的个性和结局都改了，对此我极力抗议。就因为爱慕王语嫣，我的朋友王希华才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王小语，这怎么能说改就改。

我猜想，老先生或许觉得修订后的段誉言行，更符合现实中政客心理逻辑？段誉是要避免登上皇位后，有人议论他和王语嫣兄妹乱伦？此时若揭露段誉是段延庆之子，段誉又会受损，所以新修版只好让王语嫣先变心，再被段誉抛弃？

在我看来，新修版其实有很多难言成功的改写实例，比如新修版为《九阳真经》加上了几千字的少林寺掌故。为了宣传丽江，新修版说黄药师是浙江人，但是他祖上在丽江做官，所以黄药师是在丽江长大的……这些问题，有些是我没有力争，有些是我没有能力说服金庸先生， 由此引发的读者争议也时常让我愧疚。

金庸先生1972年到1980年修订15部小说时，曾从各大书店召回当时在售卖的各种连载版本，进行销毁。新修版出版前，由于和三联的合同到期，修订版也不再出版。我曾想，如果他能把之前的修订版和新修版同时放到市场上，让它们自然竞争，或许5年或者10年以后，市场就会告诉他，壮年金庸、暮年金庸，谁写得更好。

【陈墨简介】

陈墨，原名陈必强，安徽望江人，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学硕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从事当代文学批评、金庸小说研究、中国电影史研究、口述历史访谈及研究等工作，出版专著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