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忽然想起黄老沾

2012年初，过完春节，上海小友诸葛慕云携全家来香港旅游，并宴请宇文炎、沈西城、西门丁、马云等文坛前辈，共聚一堂。其中，冯嘉与我巳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是我们朋友中，似乎是隐士的一个。当年，我们放工后，一起到他家打牌，很是开心。眼睛一眨，几十年过去了。席中，我们聊起香港不少文坛好友，不由想起黄沾老兄。我叫他“黄老沾”，是因为他叫我做“刘老济”，加个“老”字，表示尊重。

十七年前，在我将要移民到温哥华的前几晚，我独自去香港大会堂，听“纪念小明星”的粤曲演唱会。中场休息时，与黄沾在大堂不期而遇。他向身边那位略高于他的年轻女士说：“这位是刘老济，我的前辈。”接着也介绍这位女士：“云妮，我的未婚妻。”我说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他说：“送我一本，寄到无线来。”我说他那么忙，那里有空看我的小说？他举手：“保证由头看到尾，决不食言！”真是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我和黄沾，可以说是很熟，惟是彼此都忙，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都有许多话要说，就像俗语所说的“鸡啄唔断”。因为他是个喜欢说话的人，我也是。

我们的认识，是在黄沾拍影片《大家乐》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做导演，那几个温拿乐队的小伙子，也是第一次上银幕。新导演加上一班新人，全香港的电影发行公司，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做代理。所谓代理，就是先要垫付大部份拍片资金，还要负责安排戏院上映。影片上映后，代理除了扣还垫付的资金之外，还可以在电影公司的分账收入中，拿到１０％或１５％的收益作为酬金，称为“发行费”。影片卖座，代理便可大赚。倘若影片收入不佳，代理有时会连垫付的资金都拿不回来，更不要说再拿取那１０％或１５％的酬金了。由于这一部《大家乐》，是新公司、新人、新导演，大家都不看好，没有人敢做代理。就只有一间电影发行公司，肯冒险的做这部影片的代理，那就是黄卓汉的岭光公司。到了影片拍好，开始宣传时，黄卓汉对黄沾说：“你去请教刘乃济，他是这一行的‘桥王’。”

就因为黄卓汉这一句话，一连几晚，黄沾都约我在铜锣湾避风塘的小艇聚晤，当然还有一些宣传界的朋友，大家集思广益。在这连续几晚的相聚中，除了替影片的宣传“度桥”之外，我们也无所不谈，亦谈及时下人物和彼此都熟悉的朋友。我发现黄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的目光只落在人家的好处方面，郤绝口不说人家的坏处。即使是很不堪的人物，他也能在此人的行为上，找出一些可以赞赏的优点来。黄沾说得兴奋时，一些不堪入耳的助语词会冲口而出，那只是“粗口”，而不是“臭口”。就因为他绝不“臭口”，所以无论在圈内还是圈外，都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黄老沾是香港文坛的异数，他不管谱曲、填词、散文、小说，样样精通。我特别喜欢他的散文，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散文，绝对是我手写我心，不作违心之论。”

十四、萧笙奋斗不懈

前几年，称誉为香港奇才的黄沾，因患肺癌遽然去世。曾经与他合作过的电视片集监制人萧笙，亦在这时候因患肝病携手同行。黄沾大名远播，不只是香港，全球的华人对他都很熟悉。至于萧笙，由于他的作风一向务实和低调，除非是圈中人，大家对他所知郤是不多。

不说不知，萧笙是第一位香港电视拍制武侠片集的监制人，是他首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搬上电视的荧幕上。从事电视工作卅多年，香港的三个电视台，包括无线、亚视（以前是丽的电视）和佳视（经巳停办多年），他都曾经效力，付出过不少心血和努力，监制过无数个电视片集。

我和萧笙认识时，香港还没有电视。那时候，影片上映前的例牌宣传工作，是向广播电台买时间，每天半小时，连续一个星期，预先向听众介绍剧情，那就是先向听众讲述影片的故事。如果听众的反应好，对于票房收入很有帮助。当时我在《新报》编娱乐版，老板罗斌也拍电影，拍的几乎全都是武侠片，如《仙鹤神针》、《十指琴魔》和《飞燕金钗》等。由于我兼任公司的宣传主任，把电影剧本改编成播音剧本，也是我的工作一部份。由于播音的效果，对票房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这项工作，我不敢假手于人。物色广播人选时，绿村广告公司老板郑航（后来移民多伦多）向我推荐萧笙。我觉得他的声音高亢，很适宜于讲述武侠小说的情节。于是，我写他讲，合作了几次之后，竟然创出了名堂。后来岭光公司也拍武侠片，老板黄卓汉亦找我写播音剧本．连从大马来的花旦蔡艳香，在香港拍了一部武侠片《铁公鸡》，也邀我写播音剧本，全都是和萧笙拍档。

这些广播，都是预先录音，然后把声带送到电台去排期播出。录音工作全是在晚上进行，因为录音室的租金，以每小时计算，晚上比较便宜。我除了预先把讲稿交给萧笙，在录音的时候，还须在场聆听他的讲述。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可以立即问我，若是觉得效果未如理想，也可以立即商量改正。录音是一段一段的进行，每一段完成后，我认为满意才“收货”。此时录音室里，只有三个人，除了萧笙和我，还有一位收音师。他除了把萧笙的讲述录下来之外，还要依照讲稿上的要求，加上各种声音效果，例如风雨声、鬼哭神号声、刀剑交加声等。因为收音师坐在控制室里，录音室内就只有我和萧笙两个人。在收音师整理录音带时，我和萧笙空闲下来便无所不谈。

他说自己因为家贫，所受教育不多，但很喜欢电影工作。入行以后，他做过临时演员，也做过场记、编剧和副导演，如今还做播音工作。他什么都做，是因为家累很重，这一行的工资低，收入又不稳定。太太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常出怨言，劝他放弃电影工作，去岳父开的杂货店里帮忙。萧笙不肯改行，太太终于离他而去。家中留下四个孩子，在九龙城贫民区租住一个房间，请了一位老妇来照料儿女。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在凌晨收工时，我是急不及待的坐计程车回家，他郤在录音室里的沙发上睡觉，原来他此时是无家可归。

我写广播剧本，只是玩票性质，本身另有工作。萧笙做这一行，郤是走上不归路，非要继续往前不可。有了电视以后，他进了电视台工作。由于他不懂英文，又没有一份漂亮的学历，只有从最低层做起。凭着坚强的干劲，终于从杂务工作做到编导，后来更擢升为监制。萧笙在电视圈所走的道路十分崎岖，早年巳经赔了夫人，后来更几乎折了儿子。萧笙去世后，他的长子萧智刚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忆述当年因为得不到父亲的管教而走入了岐途，幸好浪子回头，重新做人，在１９９２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那时是１９７５年，萧笙在电视圈中刚闯出了名堂，在佳视拍制《射雕英雄传》，忙得有时十多天都不能回家。长子萧智刚那时才十五岁，因为没有人来管教，跟着慈云山的野孩子到处跑，什么坏事都做过，吸毒、入黑社会、收保护费、替色情场所做看场、做毒品拆家和骗人钱或抢人钱，甚至因为毒瘾太深，曾经想打空气针来了结自己的生命。后来，萧智刚决心戒毒，发奋做人，萧笙也说自己幸运的检回了一个儿子。

萧智刚回忆当年贫困的情景说：“那时全家大小合住一个小房间，因为孩子吵闹，父亲在小酒店开了一个房间写剧本，我就去跟他一起住。晚上我睡觉，他便写东西，日间我返学，他便睡觉，一张床两人轮流睡。吃饭便到楼下的大排档，一只咸蛋，一碟菜脯，一碟豆腐干，两父子吃得津津有味。”

萧笙在电视圈里苦干了卅多年，提拔了无数人材。当年的“无线五虎”黄日华等和白彪、米雪，就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刘德华也说：“如果没有萧笙，就不会有刘德华。”因为刘德华当年藉藉无名，萧笙慧眼识英雄，选他做《神雕侠侣》的杨过，从此登上青云路。当年，萧笙在丽的监制的第一部武侠剧，就是改编自古龙的《浣花洗剑录》。他大胆选用的男主角，是当年半红不紫的张国荣。张国荣后来大红大紫，与主演《浣花洗剑录》亦有关系，因为当年拍电视剧，比拍电影更能深入观众的脑海。

萧若元、麦当雄、江龙和萧笙是丽的电视台的“四人帮”。这个四人帮为香港电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叫做“剧本小说”的文学作品。当年，丽的想开拍武侠剧，但金庸的版权已经全被买断，古龙的版权又很混乱，而其他的武侠小说，作者的名气，都比不上金庸和古龙，即使把版权买来，收视率一样是没有把握。于是，他们就自己创作故事，一边编写剧本，一边把剧情写成长篇连载小说，先在报刊发表，宣传是“名著攺编”，让读者在看电视之前，已经有个概念。那时候的四人帮，天天在一起“度桥”，把编好的故事，再请人写成武侠小说在报刊连载。果然是个好主意，丽的拍制出来的武侠电视剧，竟然一鸣惊人，不但为丽的带来巨大盈利，也成为香港电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前几年，国内电视台还重拍了这部经典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是《天蚕变》。将剧本改编为小说，也捧红了新进作家黄鹰。

在录音室长夜畅谈时，萧笙倾诉心声。他说很羡慕我能够从事写作工作，希望有一天，也能像我一样写稿出书。他这个心愿终于达成，在电视圈闯出名堂以后，报刊也约他写文章，曾经出版过一些杂文集，如《舞台春秋》、《圈内圈外》等，细说香港台湾等影人影事，趣味盎然。放在今天，应该是研究港台影视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有时在一些娱乐界的活动场合与萧笙相遇，虽然隔别多年，我们郤是紧紧的握手，说话不多，只是互问：“点呀？近来好吗？”

他还比我少一岁，想不到竟然先我而去。回忆当年在录音室中，曾经共渡过多少个漫漫长夜，故人西去，不禁深深叹息。

十五、坐拥书城的许定铭

许定铭兄是我们的后辈，这个后辈的意思，只是指年龄。他生于1947年，比我小20岁，但在收集书籍的岁月上，却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前辈”。定铭兄写过很多书话，他是属于那一类天生对书藉有感情的人。定铭兄虽然不穷，但在香港这个功利社会中，也算不上富豪，但他可以一掷千金的收集他自己喜爱的书籍。

这次回港，自然和定铭兄约定在周日喝茶聊天，蒙他赐赠一本天地图书为他出版的《爱书人手记》。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他的第几本书话作品了。印象中，至少出版过《醉书闲话》、《醉书室谈书论人》以及作家协会为他编的《书人书事》。2005年，国内山东画报为定铭兄编辑出版了一本《醉书随笔》。

定铭兄评书论人，不拘一格，只要有特色他都选评。除了冷门之极的纯文学外，他对香港本土的流行小说作家也如数家珍。那篇写诗人尚木的文章，就使我现在才知道，尚木就是长年为《武侠世界》供稿的南宫宇。而科幻作家安宇，也就是南宫宇的另外一个笔名。如果没有定铭的发掘、留文，这位武侠名家也最终被读者遗忘。《爱书人手记》提起，我当年和慕容羽军等一起编辑《天底下》的往事。其实那时候，慕容羽军兄并没有真正参加过《天底下》的编辑工作，赐文倒是有的。慕容羽军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会写新诗，旧诗也写得不错，据说还写武侠小说，但我没有看过。出版社为慕容羽军出版过两本鬼故事，但内容乏善可陈。羽军兄终究是个纯文人，这些流行作品并非他的所长。而我在《天底下》的时期，也写了“秋梦”、“愁滋味”、“悼仇章先生”等文艺和散文作品，也是一个文艺发烧友。定铭兄文中称我是写作多面手，看了使我脸红。

定铭兄还是个天生的组织者，只要他在香港，必会定期安排文友聚会，一起谈天说地。不少美丽的往事会，在聚会中一说再说，谁也不会觉得厌烦。定铭兄在湾仔轩尼诗道开了一个二手书局，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就是喜欢这样，放着加拿大寓公的写意生活不过，跑回香港开个书店，自己乐在其中，爱书人也乐在其中。

十六、鲈鱼脍的《刘乃济论相》

“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是诗人李白的名句。但用“鲈鱼脍”作为笔名的，只有一个，就是未曾见过面的北京藏书家赵跃利先生。赵先生是我小友诸葛慕云的好友。这次托慕云带来一份礼物给我，打开吓一跳，原来是厚厚的上下两本《刘乃济论相》。我正在奇怪，啥时候我有出书？慕云笑着解我疑惑：这位鲈鱼脍先生，和上海慕云、北京侠圣一样是“资深武侠迷”。他对武侠小说的认识，已经达到专家水准，实非一般所谓的评论者可比。

蒙鲈鱼脍先生看得起我的文章，时时追读，将我在报刊上、博客上发表过的文字消化后，写入自己对武侠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评论。而且，鲈鱼脍先生认为我的论相，和其他人不一样，易读易懂，掌故纷呈，是研究香港早期文学的好资料。对此，我衷心感谢，也深表惭愧。当年写稿，只是“著书只为稻粮谋”，并没有想到能为年轻读者带来实用资料。鲈鱼脍先生赠送的《刘乃济论相》，是他自己编排、校对、出资印刷，做出来的水准，用我六十年的出版经验来看，完全是达到专业水平。而据慕云说：鲈鱼脍服务于北京的一家物业公司，并非文化圈中的人，但极其喜爱文学作品。这套《刘乃济论相》，是他编的第一本书，印了几套分赠给几位“同好友人”。

最近，慕云快递寄来两本书，是鲈鱼脍先生把我的一部份艳情小说．编印成上下两册新书，书名是《刘乃济讲炮──春景未央》。他还在书中预告，第三册新书正在印制中，书名为《燕青．我的文坛朋友们》。得到如此热诚的文字知音，我是非常感动又衷心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