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硕之
再谈到文字风格,梁羽生有相当的旧文学造诣,小说中常可读到他如诗似画的优美文字。《还剑奇情录》开头几回,就似抒情的散文诗,近作《风雷震九州》开头一回也很不错。不过可惜的是,也许仍是由于多写的关系,水平亦是参差不齐,有神来之笔,也有砂石杂见之处。
用旧回目的武侠小说作家较少,这是梁羽生的一个特点,报纸上也似乎不只一人谈论过了。但也不是每个回目都很工整,不过他时有佳作,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是可堪咀嚼的。他的回目有很浓厚的诗词胎息,即以目前还在报纸上刊载的回目为例,“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都颇堪吟咏。他回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集句,也以近作为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就很得人称赏。不过他用旧回目也有个毛病,尤其是刊载在报纸上的,往往数月不换,使读者消失了新鲜感。
梁羽生小说另一个特色是诗词的运用。书中人物,每每出口吟诗,有引用前人的,也有他自作的。有运用的场合不当的(例子以后再举),甚至有时也出现拙劣的歪诗,如有人就指摘过《散花》里铁镜心所吟的两句,什么“英雄血洒胡尘里,国难方深不顾家”之类,的确是令人失笑的“歪诗”。但持平而论,大体说来,还是瑕不掩瑜。他有劣作,也有佳作,他每一部小说,开头结尾,例附诗词一首,尤其以“开篇”的那首词,切合小说命题,就时有佳作。以《白发魔女传》的题词为例,填的是《沁园春》的词牌:“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问明镜非台,菩提非树,镜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且收拾,话英雄儿女,先叙闲情。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负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以词论词,我看也是够水平的。因其他武侠作家中,能够自写诗词的,似乎还不多见。
不过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成他的缺点,就是非必要的场合,他笔下的人物也往往吟诗作对,这就难免令人有酸溜溜之感了。最显著的例子如《冰川天女传》中,唐经天在冰宫中大做其嵌名联,这些联语,公平来说,也还不错,有一二联还颇见才气,但何必到处题联,与书中情节有何关连?若说要表现人物心境,有佳联一副也就够了。写七八联之多,除了使人觉得是梁羽生自炫旧学根底之外,很难作别的解释了。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而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反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有收辑,见上卷437——438页。)
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123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3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
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见《全元散曲》下卷1300页)。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太平乐府姓氏》将他列为元代后期九十五位作家之一。据郑振铎推断,这批作家的年代大约是公元1301年到公元1360年。)
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元春回府省亲时,贾政叫贾宝玉题匾、拟联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犊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个月,恐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么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于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于是提倡公开抄袭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于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点窜别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围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出现之前,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盈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后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于武技的描写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于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一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于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于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挤进文艺领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后,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雕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雕》之后,则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来走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雕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都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不出什么花样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久刚写过的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给呢?据说那高人和他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于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旧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于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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