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洪生

“武林奇葩”司马翎

在“台湾三剑客”中，司马翎排名第二，却是最有思想内涵、最具创意的武侠作家。对于后起之秀来说，他所写小说的启发性与影响力犹在卧龙生之上。尤其早年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艺美学”原理殆已近乎“道”——与金庸、古龙一脉相承的“无剑胜有剑”、“无招破有招”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以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皆独步一时。至今新一代“武侠天王”黄易亦不讳言往昔曾深受司马翎小说的影响，即可见其艺术魅力之一斑了。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一九三三-一九八九年），广东汕头人；别署“吴楼居士”、“天心月”，为将门之后。其父吴履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受业，抗战时期官拜国军少将旅长，功勋卓著；其兄吴乙安则为中华篮坛第一代老国手，有名于时。一九四七年吴氏举家移居香港，吴思明始进入新法书院就学，接受现代正规教育。据知，吴氏自幼即好古嗜奇，于学无所不窥；对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金石铭刻、土木建筑、堪舆风水、兵法战阵乃至花道、茶道及版本之学，皆多所涉猎；更喜钻研佛、道两家玄义妙谛，悟性极高。这一半固得力于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另一半则由本身禀赋资质使然。因而杂学广博，日益精进，乃为日后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打下了可大可久的坚实基础。

吴氏十四岁赴港定居，此时方接触到武侠小说，立刻为书中的传奇故事所迷；尤酷爱还珠楼主的“奇幻仙侠”作品，曾为《蜀山剑侠传》废寝忘食，以致学业一度中辍。一九五七年吴氏以侨生身分来台，就读于政治大学政治系。因其始终不能忘情武侠小说多彩多姿的梦幻世界，乃于大二时用“吴楼居士”笔名，试撰处女作《关洛风云录》（一九五八年），交由真善美出版社发行，不意一举成名。由是又再度休学一年，改用“司马翎”笔名，于香港《真报》连载发表《剑气千幻录》（一九五九年），更获得海内外读者一致肯定，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界的奇才、新星。由于《关洛风云录》异军突起，一炮而红！其后续集《剑神传》（一九六○年）、《八表雄风》（一九六一年）遂源源推出；号称“最受大学生及国外留学生欢迎”。从此《剑神》三部曲乃奠定了司马翎“新派领袖”傲视群雄的巍然地位，促使后起之秀古龙、萧逸、上官鼎、易容、萧瑟等纷纷跟进，掀起了云蒸霞蔚的武侠创作热潮。

据当时执台湾武侠小说出版业牛耳的真善美出版社主事者宋今人撰文指出：“吴先生的文字清新流畅，略带新文艺作风，一反过去讲故事的老套。武侠小说中之所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中略）吴先生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相信今后的武侠作品，大家会跟踪前来。”（一九六二年宋今人（出版者的话），收入司马翎《八表雄风》第二十五集卷后语）文中所谓“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大概是指司马翎受到一九六○年西方“新女性主义”前卫思潮（性解放）的洗礼，大胆描写旧社会的江湖女子也有情欲、灵肉的心理挣扎；企图摆脱传统礼教束缚，力求自我解放（但仍坚守一夫一妻制）。就此而言，似乎司马翎早在四十年前即得二十世纪末所谓“情色文学”风气之先了。

政大毕业后，吴氏曾任《民族晚报》记者、《新生报》编辑，仍笔耕武侠不辍。惟以走红之下，各方稿约应接不暇，势难兼顾；遂主动辞职，专事武侠创作。由于在其四十一部作品中，有二十九部皆署名“司马翎”，仅有五部署名“吴楼居士”；另外七部署名“天心月”者（各取吴思明三字之半），则为晚期返港后所撰，罕为人知。正因长久以来司马翎声名借甚，乃用以鸣世，享誉至今。

犹忆笔者于一九八○年春二度访港时，金庸在酒酣耳热间忽问起司马翎的近况，并对《剑气千幻录》推崇备至。其实《剑气千幻录》只是司马翎二十六岁时初出道的习作，技巧尚未成熟。其后一九六一年首度在《联合报》连载的《剑胆琴魂记》，即能灵活运用“意识流”手法，写天眼秀士狄梦松死前回忆往事，而臻情景交融之境。迨及《挂剑悬情记》（一九六三年），则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观念；写才女花玉眉一身负天下之重，运用绝世智慧，率领中原豪杰抵御外族入侵，更凸显“女智”的迷人魅力。而至《纤手驭龙》（一九六四年）及《剑海鹰扬》（一九六七年），则进一步提升到“女性斗智”的绝妙地步；教巾帼双雌各率群雄对决，极波谲云诡之能事。放眼海内外武侠作家，可说没有第二个是像司马翎这样高度肯定“女强人”的作用，而将“武侠瓶花”角色彻底解放的！此一思想见识既新潮又前卫，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可惜自一九七一年以后，司马翎即因被人倒债（一说是经营地下钱庄失败，违反票据法）而黯然离台返港，辍笔长达三年。在这空窗期，坊间不肖书商有恃无恐，乃大量翻印金庸小说，冠以司马翎之名，令人无从追究。及其复出，隔海为《中央日报》写《人在江湖》（一九七四年）时，便暗喻他本人“身不由己”，难以重振雄风。此后其作品见报率越来越少，遂逐渐淡出武侠之林，为人遗忘。一九八○年左右，他另取“天心月”笔名，写《强人》系列小说，企图东山再起；却因改走古龙式路数，舍长用短，转型并不成功。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受《联合报》发行人之托，代找高手为副刊写长篇武侠连载，马上想到困顿风尘的司马翎。正是：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下一拍即合！同年八月司马翎《飞羽天关》正式登场见报，功力不减当年。但当时正是古龙独红的武侠天下，加以编者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求新求变！遂未等故事结束，即促其草草收场。因此这部司马翎最后的作品实未写完（按：皇鼎出版社所印《飞羽天关》续集三本皆系伪书），致令一代武侠奇才丧志以殁，抱憾终身。于一九八九年七月某夜暴卒于汕头老家，享年仅有五十六岁而已。

司马翎是笔者独行江湖道上第一个交到的“武林高手”；时间大约在一九七七年首次访港期间，可谓一见如故。据知，他于一九六○年与何美英女士成婚，育有子女三人。当其成为“新派领袖”之际，曾和王潜石（前《联合报》三版主编，号称“天下第一名编”）、伴霞楼主、卧龙生等三人结拜，合称“武林四友”，一时传为佳话。特附记于此。

“求新求变”论古龙

谈到古龙武侠小说，可说是哪个不知，无人不晓！他成名于一九六○年代中期，迅即以“多、快、好、省”的创作笔法，跨过卧龙生，直逼司马翎！迨至一九七○年代，他更跃登“新派掌门”之位，独领武侠风骚。终其一生，共写下六十八部作品，据以拍摄成电影、电视者更不计其数。迄今新生代的读者皆将他与金庸相提并论，盛名历久不衰，便足见其文字魔力及影响力之大了。

古龙，本名熊耀华（一九四一-一九八五年），江西南昌人；生于香港，十三岁时随父母来台定居。在家谱排行中，他是长子，下有弟妹四人。（按：关于他的生年，外界说法不一，今以其身分证及户籍记载为准。）其父熊鹏声，曾在台北市府机要秘书。在他十八岁时，因父母离异，家庭失和，乃愤而弃家出走，过着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其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熊氏从小就爱好文艺及武侠小说，十一、二岁时便开始以编故事自娱。一九五六年《晨光》杂志分两期发表了他的文艺小说处女作《从北国到南国》，给予他很大的鼓励，更有志做一个“文艺青年”。后来他考上淡江英专（即淡江文理学院、淡江大学的前身）夜间部英语科，始有机会接触到西洋文学作品，遂广泛阅读外国翻译小说（如大小仲马、毛姆、海明威、杰克伦敦、史坦贝克等），打下“洋为中用”的基础。

惟因迫于现实生活的无情压力，他必须打工糊口；故而只念了一年英专，便办理休学。有鉴于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三剑客”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名利双收！不禁起了“见贤思齐”之心，也想在武侠天地间施展拳脚，争一席之地。于是他看来看去，初步选中司马翎作品为观摩、借镜的对象，且为之入迷。

一九六○年熊氏以“古龙”为笔名，尝试写武侠处女作《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嗣后，推出《孤星传》、《湘妃剑》、《失魂引》及《剑气书香》等书，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但古龙初出道就“不老实”，《剑毒梅香》和《长干行》都是先预支稿费，写了第一集就跑，而分别由上官鼎、高庸二人接手续完。这当然与他的生活欲望及写作态度有关。正如古龙在〈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一文中所说：“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只我一个。”

其实然而不然！据统计，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这四年之间，他就写出了十四部（全）武侠小说；每一集稿费自五百到两三千元新台币不等，按当时物价估算，足够过一个中等以上的生活。以其“迅猛龙”的快笔捷才及丰厚收入（每一部作品至少有十集），何致于为吃饭而悲哀发愁呢！又怎能开了小说书头就溜之乎也呢！可见他是多么的挥霍无度，又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出版商敢用他的稿子，他只好替卧龙生、诸葛青云捉刀伐笔，临时补个一章两章；或在一旁做“江湖小弟”伺候着大爷颜色，甚不得意。

以古龙之心高气傲，当然不甘就此雌伏。在这段沉潜期，相信他曾流览了一些日本时代小说的翻译本；特别是对有关“剑圣”宫本武藏的传奇故事及电影产生浓厚兴趣。加以真善美出版社长宋今人更高度评价陆鱼的《少年行》（一九六一年）说：“《少年行》的风格、结构和意境，除掉特别强调武功这一点外，较之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名著，并不逊色。这种‘新型武侠’的写法，是颇可提倡改进的。”（详见该书扉页〈少年行介绍〉文）

凡此种种，均对壮志消沉的古龙起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发愤图强，求新求变！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写出“无招破有招”的《浣花洗剑录》，以东瀛武士的“迎风一刀斩”取代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奇招妙式。他在这部书中，运用了许多饶有诗意的语言文字来营造气氛，刻画人性，颇富于生命哲理；尤以对话之隽永，节奏之明快，均非一般武侠作家所及。从此，古龙“破壁飞去”，已不再受传统武侠套子所拘束；他建立了“新型武侠”的里程碑与典范，却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始。

与此同时或稍后，《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书源源推出，古龙声势越来越盛。迨至一九六七年，以“风流盗帅”楚留香为主角的《铁血传奇》登场，立时轰动武林。古龙终于后来居上，成为“新派掌门”。由是众望所归，雄霸天下！而《多情剑客无情剑》（一九六九年）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故事，则与楚留香系列小说齐名，双星并耀，一时瑜亮。及搬上电影、电视大小银幕，古龙和他笔下的楚、李二侠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了。

一个“古龙新派武侠时代”乃正式宣告来临！

古龙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年间蜕变成功，除靠自己本身能掌握时代的脉动（台湾经济起飞，读者口味讲求精简实惠），努力突破创新外，亦与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名导演楚原特别激赏古龙小说有关。据知在一九七○年代初，楚原即执导了《流星•蝴蝶•剑》（一九七○年）、《萧十一郎》（一九七○年）及《天涯•明月•刀》（一九七四年）等名著，为古龙锦上添花，大张其目。而金庸则在一九七二年写完《鹿鼎记》后封笔，并将古龙视为“武侠接班人”（由倪匡推荐），力邀他在香港《明报》上发表《陆小凤》系列作品；由此声势更盛于前，几乎可以与金庸分庭抗礼了。

在此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旅加女作家冯湘湘考证研判：不论是古龙笔下的楚留香或陆小凤，都明显脱胎自日本武侠大师柴田炼三郎（一九五一年荣获“直木文学奖”）的小说人物源氏九郎与脉狂四郎（分见《秘剑血宴》、《脉狂四郎》二书）。因而作张作智，乾坤大挪移！乃将日人所谓“风雅的暴力”和“苦涩的美感”化入小说，卒能产生出奇的效果。（拜见冯湘湘作〈古龙与柴田炼三郎〉，原载二○○一年三月《香港文学》。）这自然是与古龙不断求新求变、借力使力的审美心理有关。

的确，古龙很早就有革新武侠创作的自觉。在《欢乐英雄》（一九七一年）卷首，他写了〈说说武侠小说〉一文，很能代表他求新求变的看法，值得引述：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正如蚯蚓虽然也会动，却很少有人将它当作动物。造成这种看法的固然是因为某些人的偏见，但我们自己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武侠小说有时的确写得太荒唐无稽、太鲜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能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的。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呢？（下略）所以武侠小说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不但应该变，而且是非变不可！怎么变呢？有人说，应该从‘武’变到‘侠’。若将这句话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武侠小说中应该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血！（中略）我们不敢奢望别人将我们的武侠小说看成‘文学’，至少总希望别人能将它看成‘小说’；也和别的小说有同等的地位，同样能振奋人心，同样能激起人心的共鸣。”

这固然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之论，但可惜古龙首先将革新求变的矛头指向小说文体，指向传统文化——前者针对报刊及出版社“论稿纸行数计酬”的惯例，滥用散文诗体或叙事诗体分行分段，遂使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文理、文气乃至语法结构全拆成碎片，不知所云！后者则打破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而以近代西方超人理论、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及心理分析学之皮毛取代了儒、释、道三家生命哲学内容。于是通篇只见尼采、沙特式偏颇语句出没其间，到处充斥“绝对”或武断之词。这又导致“大男人主义”无限膨胀，只重朋友交情，却轻视女性的自主能力（与司马翎恰恰相反）。但世人习焉不察，竟视其简单化的逻辑推理及语法为时尚，实在可悲！

总之，名成利就后的古龙终日与醇酒、美人为伴，吃喝玩乐，无所不为。其放纵酒色的结果，自然造成健康受损，脑力亦大不如前。故有《白玉老虎》（一九七五年）以降，他就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而陷于“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困境。

一九八○年古龙自组“宝龙电影公司”，拍了一些武侠片，企图力挽狂澜，终告失败。同年与元配梅宝珠离婚，其二子一女均随母而去，他更加寂寞、苦闷。后与于秀玲女士再婚（未正式办理登记），几次戒酒不果，却已发现罹患肝癌。但他在病中仍然酗酒，不听人劝；并口述小说故事，命其私淑弟子丁情（为打仔出身）代笔写武侠中、短篇，多不成气候，乏善可陈。拖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古龙终于撒手人寰，享年只有四十四岁。当真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我与古龙并无私交，但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代“武侠怪杰”。及其乘酒而去，香港作家倪匡等一干故友曾合送了四十八瓶ＸＯ白兰地酒陪葬（他们都以为古龙享年四十八岁），一时传为奇谭。在众人追思中，作家乔奇有两句挽诗写得好：“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似可作为古龙小说艺术盖棺论定的最佳写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