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洪生
开场白:历史的反讽
自民初北大著名学者兼翻译家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号)发表短篇小说《傅眉史》,并首度冠以“武侠小说”类目以来,武侠小说即跃登文坛一角,掀起一波三折的创作热潮以及纷至沓来的批判与争议。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所引起的争议最大。
许多文坛上的知名之士皆深恶痛绝,甚至要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推究其故,大概是由于这类“侠以武犯禁”的通俗读物多半脱离现实,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以它又作意造奇,驰骋幻想,快意恩仇,标榜替天行道;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乱世儿女“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因此,武侠小说在民间普遍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纷纷趋之若鹜。于是在市场排挤效应之下,一般对所谓“革命文艺”、“严肃文学”或西化派鼓吹的写实主义作品多敬而远之,抱持观望态度。致令其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则彼等“恶紫之夺朱”的“反武侠情结”岂有不集体爆发之理!
是故,一九三○-四○年代的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郑振铎等学者名流,均撰文全盘否定武侠小说的存在价值,斥之为“反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到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罢了”。影响所及,凡有命思想前进的文人雅士乃一面歌颂唐人传奇(包含武侠作品)及《水浒传》(具有武侠性质)的伟大艺术价值;一面又鄙薄近世及当代的武侠小说“扰乱社会秩序”,混淆视听!
他们似乎忘了周树人(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年)中剀切指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殊不知清代侠义小说正是民国武侠小说之前身。即令其后裔子孙“与时推移,应物变化”,或有贤愚不肖之分,却也应区别良莠,不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况其寓教于乐,表彰侠义精神;济弱扶倾,伸张人间正气,实具有“安定战时社会人心的作用”(借高阳语)。正是功大于过,不容抹杀!纵使我们不认同它是中国通俗文学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然其确为文坛上活跃已久的一支“异军”,应无疑义。
但吊诡的是,自国府迁台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武侠作家尽管是名手辈出,屡有佳构;然总体而言,似乎仍处于“妾身未明”的尴尬地位。非但作者生平无人闻问,就连其作品真伪也是一笔糊涂账,令人难以分辨。久而久之,以讹传讹,甚至把这笑话闹到大陆去(如河北花山出版社所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殊可痛惜!
晚近十年,时转势易。由于香港武侠泰斗金庸作品集获得解禁,来台促销;经过大众传媒的鼓吹,以及若干文人学者的推波助澜,文坛观感丕变,已不再视武侠小说为毒蛇猛兽。文艺理论家也逐渐承认武侠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类”(genre),或当作“次文类”(subgenre)看待。学界或举行武侠小说研讨会,或有国内外的研究生拿来作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但可惜泰半见木不见林,仅止于“万般皆下品,唯有金庸高”而已。其实大谬不然!
从一九五○-七○年代之间,台湾武侠小说风起云涌,百花齐放!也出了不少专业作家及优良作品,并不逊于金庸。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当时约有三百多个武侠作者以此为生。其中号称“名家”者,即不乏二十余位可供谈资。例如郎红浣、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伴霞楼主、孙玉鑫、墨余生、东方玉、古龙、萧逸、慕容美、上官鼎、高庸、柳残阳、云中岳、武陵樵子、司马紫烟、玉翎燕、独孤红、秦红、温瑞安(以上大致按其出道先后为序列),以及很早就“淡出武林”的独抱楼主、古如风、易容(唐煌)等等。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笔者不才,浸淫此道已垂四十年之久。正如清人孔尚在《哀江南》词所云:“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于这些武侠小说家即令无一面之雅,然其生平行谊亦略有耳闻。今不揣浅陋,愿将所见所闻所思一一写出,以供有志于研究武侠小说“实验美学”者(包括作家生平、创作动机、文化素养、时代感受、价值取向等等)参考;同时也为久遭文坛冷落的“武侠异军”留下一鳞半爪的基本资料。庶几不负区区半生神游武侠天地、孤剑独行、披荆斩棘之苦心也。
“老骥伏枥”郎红浣
若论台湾武侠作家资格最老、辈分最尊者,殆无人能出郎红浣之右。他不但是台湾最早从事武侠创作者之一,而且是开启此地报刊连载武侠长篇小说的第一人。正因他“临老学吹箫”,起了带头作用,方促使见猎心喜的后生晚辈纷纷效尤,而为面临“断炊”危机(由于两岸隔绝,读者无新书可看)的台湾武侠小说界开拓了一片生天。是故,称其为“台湾武侠先行者”,洵当之无愧!
郎红浣,本名郎铁青,祖籍长白(山),为满洲旗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与民初言情武侠名家顾明道(以《荒江女侠》一书鸣世)同庚。其卒年不详,生平漫不可考。据其自云,一九五一年春,曾得掌故大家高拜石之介,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来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创作《北雁南飞》;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等史事,惜因故中辍。旋应《大华晚报》之邀,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动笔撰写《古瑟哀弦》、《碧海青天》二部曲,乃正式展开其长达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
持平而论,郎红浣文笔清新脱俗,刚柔并济,有新文艺之风;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可与老舍的“京味小说”,王度庐的“悲情武侠”相媲美。他尤善于描摹江湖儿女情态,或缠绵悱恻,或悲歌断肠,忽张忽弛,跌宕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无怪当代诗家张剑芬,李渔叔曾誉之为“仙心妙笔,当世无双”!而沪上名士陈定山亦以“独异”二字称扬。此外,郎氏久历风尘,腹笥宽广,描写旧社会之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
为其出书的国华出版社尝如此介绍说:“郎先生少遭家难,流浪天涯,足迹遍中国;阅人既多,所学亦博,于拳击剑术尤精。”(参见《莫愁儿女》一九五七年初版扉页简介)这也可从侧面看出郎氏饶富人生阅历,见多识广;而其早期所述拳剑技击皆有凭有据,大抵写实,并未刻意渲染武功妙用。惟其叙事习于故常,且喜以清初鼎盛时期为故事背景;写满、汉之争与宗室恩怨,则多缅怀白山黑水故国(清朝)之思。特别是其晚期作品如《黑胭脂》因受到后起之秀卧龙生、司马翎等神化武功的刺激,竟无端掺入奇门遁甲、神仙术数乃至飞剑法宝等玄妙素材,又走回民初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老路;遂令人有捍格突兀之感,破坏了他一贯平实的侠情小说风格,殊为不值。
惟无论如何,郎红浣以年过五十知命之年始下海从事武侠创作,正如曹操乐府诗〈龟虽寿〉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前后十年间的武侠作品固然有得有失,但也的确证明了他宝刀未老,笔力遒健,乃能见重士林。
由于郎氏“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台湾第一个职业武侠作家,故笔者用较多的篇幅追述其人其事,并简略介绍其创作风貌、特色。以下则按各家成名先后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分别作扼要的说明如次。
“一剑惊虹”卧龙生
众所周知,卧龙生是一九六○年代各方公认的台湾武侠泰斗。他几乎同时以《风尘侠隐》和《惊虹一剑震江湖》(一九五七年)二书发迹;继则以《飞燕惊龙》(一九五八年)、《玉钗盟》(一九六○年)二书成就大名,而与司马翎、诸葛青云并称“台湾三剑客”,享誉垂三十年之久。其中尤以《飞燕惊龙》开创了一代武侠新风,影响独大!从而奠定了他在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位曾经叱吒风云、不可忽视的著名通俗作家。
卧龙生,本名牛鹤亭(一九三○-一九九七年),河南镇平人。据其自云,他出身于小商贾之家,从小嗜读《三国》、《水浒》、《红楼》等古典小说及《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武侠先驱作品;对于所谓“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及朱贞木)皆所爱重,尤喜朱贞木小说的笔法、布局,乃建立了他的武侠审美观。高中肄业期间,他加入青年军,转战各地。
一九四八年赴南京考上由孙立人将军主持的军官训练班,旋即随军来台,从少尉排长做到上尉政工指导员,从事部队文宣工作。此时他始接触到西方翻译小说,如《金银岛》、《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等,皆为西洋传奇名著,咸以故事曲折离奇取胜。一九五六年因受到“孙立人事件”牵累,提前自军中退伍。一时百无聊赖,生计艰难;为了糊口,曾干过三个月的三轮车夫,境遇至惨。后得友人童昌哲(即伴霞楼主,时任《成功晚报》副刊编辑)鼓励,始尝试走武侠创作之路。(按:以上为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卧龙生病中接受笔者专访所述,与坊间传闻略有出入。)
牛氏祖居南阳卧龙岗,当地有一所“卧龙书院”,乃特为纪念三国时代蜀汉大政治家诸葛亮所建。牛鹤亭青少年时曾在卧龙书院求学,因取“卧龙生”(意为卧龙书院学生)为笔名,于一九五七年春,在台南《成功晚报》发表武侠长篇处女作《风尘侠隐》;旋又于台中《民声日报》发表连载小说《惊虹一剑震江湖》,皆获得好评。惟此二部初试啼声之作,均因病辍笔;后由台中《武侠小说旬刊》接载,陆续交玉书出版社结集印行。
但问题来了!据卧龙生的说法,当时《风尘侠隐》出到第十集七十五章,尚未结束;而《惊虹一剑震江湖》则出到正七集、续六集,已经完稿(即书主俞剑英因情债难偿而跳下悬崖陨身,以悲剧收场)。奈何作者忽遭车祸,不能命笔;玉书出版社发行人黄玉书以利薮所在,乃请人代笔一续再续。由是文情杂沓不堪,遂成漫漶之局,不可收拾矣。这宗公案姑不论孰是孰非,真相如何,但其的确首开台湾武侠小说代笔伪续之恶例,则为不争的事实。嗣后卧龙生作品每多虎头蛇尾,或任令“挂名”伪书泛滥成灾,当与作者不自重令誉有关,委实难辞其咎。
一九五八年夏,卧龙生应《大华晚报》之邀,发表武侠长篇连载小说《飞燕惊龙》;一时声名大噪,取代了郎红浣在该报“一枝独秀”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他由地方性报刊扩展到全国性报刊的一个创作里程碑。此书博采前人各家之长,首倡“武林九大门派”及“江湖大一统”之说,当早于金庸《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多达九年以上。流风所及,台、港武侠作家无不有样学样。所谓“武林九大门派”、“武林盟主”、“武林霸业”云云,竟成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术语了。
也许是因笔者有“历史癖”,故而对于武侠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人文素养以及小说人物、故事乃至“武艺美学”的原创力皆饶有兴趣。据卧龙生老友胡正群(前《大华晚报》副刊主编)的说法,卧龙生由于青年从军而失学,故起初文笔并不好,仅只通顺而已;且常有笔误,而全靠编者加以修改、润饰,始能发排付梓。但卧龙生的学习能力颇强,又富于想像力,善说故事;所以其全盛期的武侠名著如《飞燕惊龙》(一九五八年)、《铁笛神剑》(一九五九年)、《玉钗盟》(一九六○年)、《天香飙》(一九六一年)、《无名箫》(一九六一年)、《绛雪玄霜》(一九六三年)及《素手劫》(一九六三年)等书,可读性均很高,足以引人入胜。
这些作品多先经过台湾各大报副刊连载,再结集印行,故其影响力日益广大。尤其是《玉钗盟》在《中央日报》(当年号称“国内第一大报”)连载期间,更是万众争睹,洛阳纸贵!几乎到了无人不谈少侠徐元平、“神州一君”易天行、紫女萧姹姹的地步。这固然是因卧龙生博采众长,自学成材,将“争霸武林”的小说主题发挥至极处;乃能纵横捭阖,扣人心弦!又何尝不可说是由于当时人心苦闷,社会需求孔殷,方有以致之。是故一九六○年代初,当卧龙生首次应邀访港时,金庸设宴把臂论武侠,即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喻。后来金庸《天龙八部》(一九六三年)写武学女博士王语嫣、《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写“君子剑”岳不群便分别脱胎于卧龙生《玉钗盟》的紫衣女萧姹姹与“神州一君”易天行的人物原型。但凡老读者一望即知,固无须饶舌。
据悉,在卧龙生成为“飞龙在天”的黄金时代(即一九六○年代),每月写稿总收入已高达五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一个高级公务员十倍以上的月薪;而他每写一种小说稿,至少拷贝六、七份——除在台湾报章上连载外,更分寄香港及东南亚各华文报刊。换言之,他只要写一份稿子,即可赚上六、七倍的报酬。可谓一劳多得,收入极丰,令人羡煞!
正因如此走运多金,卧龙生乃开始不务正业。先是由于各方稿约太多,难以应付,遂央托新秀易容代笔续完《天香飙》、《素手劫》等书;继而用“拖”字诀,在报刊连载小说中闲扯淡!如《金剑雕翎》一写四年有奇(《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元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长达九十六集之多,打破历来武侠小说出版纪录,即为显例。后来干脆只动笔开一个头,即任令出版商“挂名”找人续写下去,便不堪闻问了。那么究竟卧龙生“脱贫致富”之后在干些什么呢?原来他除忙着和台、港电影公司或电视台接洽改编拍摄《飞燕惊龙》、《玉钗盟》等武侠电影及连续剧的制作权外,又想投资做生意,赚大钱!
据其老友牛哥回忆,当时举凡天上飞的(航空公司)、海上漂的(渔船)、地上种的(果园)、路上走的(柏油马路)、头上戴的(假发)、桌上吃的(鹌鹑皮蛋)等等,不下十余种之杂。却因经营不善,被人连哄带骗,皆败个精光。从此卧龙生发财梦醒,只得重拾旧业,但已时不我予了。(详见牛哥〈卧龙生坎坷江湖行〉,原载于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时报》副刊)一九七九年卧龙生到中华电视台出任连续剧制作人,自编自写《江南游》、《洛城儿女》、《谍海奇花》及《长江一条龙》等剧,前后达八年之久,方正式退休。
当其盛时,以花天酒地与豪赌倾家;迨至晚年,又为心脏病及糖尿病所苦,卒因此而亡故。抚今思昔,宁不慨然!
卧龙生自承,其一生总共写了三十八部武侠小说(伪冒品当数倍于此);虽乏真才实学,却得贵人相助,终以传统派通俗趣味取胜。因而名震一代,堪称“武侠传奇”。特别是他身经世变,有切肤之痛;故早年即将二十世纪最值得争议而为人诟病的“集体主义”及“政治图腾”意识化入武侠小说《玉钗盟》之中。较之金庸式“争天下第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创作取向,则卧龙生不但力求突破,更发展到江湖野心家企图纠合集团之力“争霸武侠”,以遂其“定于一尊”的迷梦,且加以反讽挞伐;当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值得吾人省思。至于文笔优劣,犹为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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