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波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总第17期）

摘要：

古龙的武侠小说承袭了中国侠义传统，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可谓传统与现代一同浇灌的“爽文”奇观。继承方面，古龙的武侠小说吸收了传统武侠的诸多技法，注重民间隐性结构，撰写潜隐剧本，制造“爽点”；现代革新方面，古龙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元素，注重小说修辞，追求新式表达。古龙书写一种共识，又不断挑战共识本身，形成独有的张力。新武侠小说之新呈现在多个方面，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人与人性的深描上来，这是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共同的追求。作家特有的才情，让武侠在通俗之外有了别样的文学性。武侠小说的经典化与文学史地位也正是在文本编码之初就已经奠定，随着接受阐释环节而愈发巩固。文本细读也是研究通俗文学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

古龙；武侠小说；新武侠；侠义传统；现代小说

江湖传奇与人生悲剧可以概括古龙的生命历程，这种经历自然会投射到作品中去，读者每每能在作品中寻觅作家的影子。古龙甫一登上文坛就引发轰动，武侠小说的江湖里有他的叱咤风云，但他的人生在绚烂中迅速凋落。古龙短暂的创作生涯，奉献了七十多部作品，两千余万字，其中也不乏代笔之作，但总体上代表着一座新的武侠高峰。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代表作就有11部39册之多［1］。《小李飞刀》《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七种武器》《萧十一郎》等作品成为几代人的阅读记忆。关于他的话题源源不断，借用一句武侠话语，“古龙虽不在江湖，武侠小说的江湖仍有他的传说”。关于古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断过，如今变得更多也更深入，且逐步进入主流文学视野。作家身世、作品版本、消费传播、“金（庸）古（龙）”比较、文学资源等方面都有学者涉足。半个世纪过去，关于古龙仍有说不尽的话题。或许由于庞大的体量，研究者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反而较少。从文本出发，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或许也是一条探寻古龙之谜的有效路径。

一、武侠谱系：武侠与新武侠

研究者一般将古龙的武侠小说称为“新武侠”，将其本人称为“武林怪杰”［2］，主要新在何处，怪在何处，这是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从早期作品《苍穹神剑》《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到成熟期的《浣花洗剑录》《绝代双娇》《楚留香传奇》《萧十一郎》，再到后期的《陆小凤》《天涯•明月•刀》《流星•蝴蝶•剑》等，古龙的写作风格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常写常新的革新努力，让他成为一种武侠小说新流派的代言人。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自我突破的追求。

考察古龙武侠小说的谱系，“新武侠”这一关键词是绕不开的。新武侠并非古龙的首创，但是在他手上发扬光大。当然，这些依旧和文学传统有关。侠义文化、武侠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有着庞大的受众基础。港台武侠小说并非孤立的个体，也不是凭空出世，而是有着深厚的侠义传统。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侠义文学这一支脉。前有《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古典侠义小说，后有白话文学时期诞生的现代武侠，再到同时代的纯文学书写中也有侠义的影子。循着这种传统，武侠小说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产品，多书写民间潜隐剧本，关于武侠的接受也多因为民间隐形结构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中国大陆文学同样具有深厚的武侠传统和根基，文学受其影响颇深，即便是新文学也不例外，百年来的白话武侠文学一直经久不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而受众的需求，其实一刻也没有减退过。一方面，当代文学初期的作品明显与通俗文学有不少耦合之处，另一方面传统的通俗文学依旧在刊行。到了合适时机，中国港台的通俗小说得以引进，受众便蜂拥而至。洪子诚指出，晚清以来的以言情、侠义等为主要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命脉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在中国台湾，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则得到承接与发展。［3］到了当下，通俗文学的主阵地则转移到网络文学中去了，各种武侠亚类型层出不穷。不过，即便在纯文学写作中，武侠因素也没有完全退场。比如张北海、徐皓峰、何大草的当代武侠写作。又比如田耳推出的长篇小说《秘要》，以武侠小说的版本为题，对武侠的黄金年代进行了回溯，以“元武侠”的形式借鉴并怀念武侠文学。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以纸本为载体的武侠文学逐步式微，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网络文学中去。在某种意义上，古龙以及整个的武侠小说往后倒推的话，是一种网络文学的文风，只不过载体是纸媒，但它们在多个方面比较相似，可以称其为“前网络文学”，或者说是网络文学继承了武侠等类型文学的遗产，两者仍在一个文学体系之中。

古龙的出现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放置在整个的武侠谱系乃至通俗文学的谱系中去考察。在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一直作为重要的一脉发展着，当代文学几十年来也毫不示弱。从武侠小说的历史角度来说，古龙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就了自己。中国港台武侠小说和中国内地（大陆）的武侠小说同根同源，它的历史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同步，现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流文学史认可。张恨水、梁羽生、金庸、古龙、黄易、温瑞安，以及中国大陆的司马嘶风、李超、赵安东、徐雯怡、牛大、马晓倩、戴伟敏、沧月等作家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作家群。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大陆）的武侠交相辉映、彼此影响，如果对这些作家进行了谱系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存在着明显的代际特性。从大的维度看，金庸、古龙可以并列，他们代表着“继晚唐之后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这一阶段的武侠小说在充分发挥通俗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又融入传统的人文内涵，显现出作者意欲超越旧武侠模式，努力创造既符合现代大众口味又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乌托邦神话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使之从较低浅粗鄙的地摊文学上升到具有一定艺术文化品格的大众艺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国文化在新学进入的百年激荡后要求进行文化改造的自觉。［4］从小的方面来看，这一高潮期的武侠小说内涵也因人因时而异。概而言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快意恩仇之武侠，到民族大义的武侠、到个体解放的武侠，再到哲性层面的侠之证道书写。直到后武侠时代（也被称为后金庸时代）的各种形式的武侠书写，或回望、或反思、或开拓，探索着武侠小说的多种可能性。

“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包含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武侠书写基本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商业写作，多以狭邪书写为主，普遍追求一种消遣的快感。梁羽生、金庸等为代表的第二阶段，注重家国情怀，伸张民族大义，代表着侠之大者。古龙则可看作第三个阶段的代表，更加注重个体的书写，直到开启黄易等作家所处的阶段普遍追求一种哲性书写，讨论生命、宇宙等元问题。步入当下，武侠依旧没有绝迹，网络文学的类型写作中，武侠依旧是一个大类。

如此梳理了武侠谱系之后，再来看古龙的武侠小说，会有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古龙的武侠小说被归为“新武侠”一派，这种“新”除了这种谱系上的新开拓，也与他所开创的新理念、新写法、新主题有关。前辈作家笔下的大侠是高大全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古龙笔下这些英雄形象却多是平民化的，表现的是个体的觉醒，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解放。这些英雄无疑具有种种缺点，但却让读者体会到人性的幽深复杂。古龙笔下的侠开始出现了一种更能抚慰人民大众的受创的个人的雅望。个体、人性、自由这些字眼，成为古龙反复书写的东西。诚如林遥所言：“古龙之前，武侠小说基本上描写的都是主人公成长的传奇经历、灭门血案、孤雏复仇，但是古龙作品的拐点，出现在1964年的《武林外史》，从此，古龙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刻苦练功、闯关升级，甫一出现已是绝世高手，也不再是背负‘天选命运’的大侠，而是流落江湖的浪子。”［5］从“大侠”到“浪子”的转变，不是单纯的人物身份的变化，而是武侠小说所寄寓主题的根本性转变。

此外，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古龙所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韩云波指出，古龙创作所受到的两个较大的影响：其一是从“欧美文化中吸收富于现代性的社会意识和人生观念，富有民主和自由的色彩，同时在结构技巧上得益于007的系列侦探，启发了作品的‘侠’的部分”；其二是“以中国文化‘道’的神圣融合了日本武士道文化‘武’的神秘，在武士之‘武’的灵魂塑造上和武功之‘武’的气氛展示上”。这两条路径概括了作为武侠小说两大核心要素的“武”和“侠”与西方文化结合之后的转变。［6］也有论者曾把古龙小说看成是“海明威叙事方式”［7］，从西方借鉴而来的现代派小说技法与传统的旧武侠小说创作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西方文学是从技法上给了古龙以启示，武侠的根基还是根植于中国侠义传统。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的武侠新旧之分显得不合时宜，学界达成共识，将20世纪武侠小说看作一个脉络相连的整体，不再区分所谓“新旧派”［8］，但是古龙对武侠小说的革新之功依旧不可抹杀。尤其是他在武侠小说陷入困境之时的孤苦支撑，也是大功一件。

总之，古龙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武侠小说的开拓。古龙同时代的作家们也有相同的求新求变的理想和实践，只不过古龙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古龙将“求新”“求变”“求突破”作为自己武侠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因此被称为“新武侠”。这种创新的自觉和追求，在金庸、梁羽生、黄易那些作家那里也都有体现，是时代的选择和成就。近年来，通俗文学开始进入主流的学界，相关研讨越来越多，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也有了武侠小说的一席之地，比如在朱栋霖的文学史中，古龙是重点介绍的，教材提出，古龙创造了“古龙风格”“位居台湾武侠小说之首”。文学史中概括古龙的创作特点时，列出了几组关键词：人性的挖掘、现代观念与现代品格文体上的创新，［9］而这些都和现代化的叙述手法和写作追求有关。在古龙那里，“现代性”这一话题始终是绕不开的，［10］这种现代叙事手法正是一种文学性的自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