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文信

（二）习武学艺与献身武道

在传统的武侠小说里，武虽与侠对举，但地位却是远次于侠，本身并没有主体自足的地位，充其量只是仗义行侠的必要手段之一罢了。这种武学观点以梁羽生为代表：

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义。２４

这种标举侠义、贬低武艺的武学思维所产生的武侠小说，自然是以习武学艺作为武学内涵的主要表现形式。于是武艺在小说的作用不是透过传统哲思的溶入而借武论道，就是藉由侠客学习武艺的过程衬写生命的历炼与人格的成长。无论哪一种方式，武艺都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若真要严格地因名求实，照这种理念认真落实写出来的小说，恐怕比较适合称为侠义小说，因为武已经成为陪衬而已。

相反地，古龙笔下的武艺和武学却拥有著和侠义并重的主体自足性，而且其高深奥妙处完全得以让侠客献身其中。描写这种献身武道精神的作品，无疑以《浣花洗剑录》与《三少爷的剑》为最杰出。

《浣花洗剑录》中自东瀛远道而来的白衣剑客孤身挑战中原所有武林高手，他为的不是名不是利而是求败，他渴望著遇到真正的高手将他打败，渴望著能让他自己身殉武道。所以当他最终死在方宝玉的剑下时，他的内心竟是充满平静与感激，古龙如此称述：“无论如何，这白衣人虽是人间的魔鬼，却是武道中的神圣，他的人就似乎为‘武道’而生，此刻终于也因‘武道’而死，他究竟是善？是恶？谁能说？谁敢说？”２５为何无法判断白衣人究竟是善是恶？那是因为白衣人杀人无数却不为侠义，他不断地找人决斗，不管那人是好人还是坏，只管那人的武艺是否高强，越是高强他越要挑战。就是这种只在乎武功对决不在乎侠义与否的作风，让世人无法评断他的行为是善。但也因为他一心追求更高深的武学且不惜以身相殉的精神著实令人感动，所以世人也不敢遽然断之为恶。如果从武为手段、侠为目的的观点来看，白衣人的善恶很容易判断，因为他的行为并不行义，所以他自然是恶。可古龙刻意在此强调白衣人的善恶难以评断，正是要藉以彰显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武的地位足以与侠义并举的武学思维。武既不必赖侠义而取得正当性，那么白衣人的行为自然也就不能用侠义与否的观念去评价了。

然而，武道何以竟会让人以有相殉？武道不是师法自然、妙契自然造化的玄机？何以其极致竟会背离了“生生不息”的玄机，而招致白衣人的自我毁灭？这就要从《三少爷的剑》里，燕十三手中那“毒龙”般的第十五剑寻求解答了。

燕十三神妙的剑术，一开始也是先从禅悟中契道的。古龙如此描写燕十三悟出代表死亡与毁灭的最后第十五剑：

这一剑本来就是剑法中的“神”。

“神”是看不见，也找不到的，祂要来的时候，就忽然来了。可是你本身一定得先达到“无人、无我、无忘”的境界，祂才会来。这道理也正如禅宗的“顿悟”一样。２６

这一剑既已达到“无人、无我、无忘”的境界，当然也已契入自然玄化之机，可是最后带来的竟是死亡与毁灭：

没有变化，没有生机！这一剑带来的，只有死！

只有“死”，才是所有一切的终结，才是真正的终结！

——流水干枯，变化穷尽，生命终结，万物灭亡！

这才是“夺命十三剑”真正的精粹！这才是真正夺命的一剑！

这一剑赫然已经是第十五剑！２７

同样是顿悟武道的最高境界，何以在周方的口中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玄机，到了燕十三手中却成了死亡与毁灭的象征？那是因为在生生不息的自然玄化之中，同样也往复著生死循环的现象与过程，物我都能两忘，生死亦可泯同，在同为自然之道的形上玄理上，武道与不息生机同源，可在作用面的分别相上，武道却随时可以衍化出招致死亡的毁灭力量。而这种力量一旦发出，便势不可挡，即便是创生这股力量的人们也要为其所伤。所以，燕十三必得死在他自己的剑下，其理至明。

燕十三本是类同于白衣剑客的人物，他一心一意寻找与谢晓峰决战，不惜以身相殉，就如同白衣剑客遍斗中原武术名家一样。然而杀死白衣剑客的毕竟还是方宝玉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剑，因为方宝玉的剑还握在手中。可是到了燕十三与谢晓峰的对决情境里，燕十三的第十五剑一旦发出，如同召唤了死神降临，那一剑已经脱离了燕十三的掌控，所以古龙称那一剑为“毒龙”：

谢晓峰道：“他想毁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一剑。”

铁开诚道：“那一剑既然是登峰造极，天下无双的剑法，他为什么要毁了它！”

谢晓峰道：“因为他忽然发现，那一剑所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他绝不能让这样的剑法留传世上，他不愿做武学中的罪人。”

他的神情严肃而悲伤：“可是这一剑的变化和力量，已经绝对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就好像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养的蛇，竟是条毒龙！虽然附在他身上，却完全不听他指挥，他甚至连甩都甩不脱，只有等著这条毒龙把他的骨血吸尽为止。”２８

燕十三虽然对谢晓峰发出了致命的第十五剑，可是因为他曾救过谢晓峰，心中对谢晓峰毫无杀机，下不了手，所以最后只能回剑自杀，死在那死神般的第十五剑下。龚鹏程先生认为燕十三回剑自杀说明了他面临的是一种伦理抉择：

夺命十五剑出现时，他极惊惧，因为他不但发现了一条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毒龙，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情境：此招必杀，必可胜过谢晓峰，也一定可以杀死他，但该不该、能不能、愿不愿杀他呢？

燕十三回剑自杀，就是他选择了的答案。２９

从杀人与自杀的角度观察，燕十三的确是面临了应不应然的伦理抉择。但若从那“毒龙”般的第十五剑冷看人世，则此一伦理抉择困境的产生，正是因为代表死亡、灭毁力量的武道的一面（此一力量可生可灭，所以死亡仅为其一面）脱离了侠客的掌握（更遑论义的规范），取得自足的主体性而造成的。因为这一剑脱离了燕十三的掌握，所以燕十三无法将它停止，这才陷入了必得杀人或自杀的抉择困境。

藉由这一困境，古龙深刻反省武道的负面作用，当“武”的最高力量被发掘出来时，它随时可能脱离人们的掌握而成为反噬人们的“毒龙”。这条“毒龙”如果光从燕十三的第十五剑难以理解的话，或许可从现代人们运用核能的巨大力量于毁灭性武器的创造略加连想，便可心有戚戚了。

五 复仇模式的反思与优雅的暴力美学

复仇是文学重要的母题之一也是武侠小说常见的情节模式。诚如王立先生在《武侠文学的复仇母题与意象研究》中所述：“复仇是人类许多民族长期盛行的习俗，也是人类情感和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有关复仇的文学表现，首要的问题是双方仇怨因何而起，复仇主体（复仇者）行使复仇行为的动机意念由何而来，他怎样形成了坚定的复仇意志，为此有了哪些情绪表现与心灵搏斗。”３０王立先生并且比较分析中西复仇文学后，针对复仇动机说明二者之间有“西方为了个体尊严与中国为了家族伦理”的差别３１，而这一点也适足以说明为何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情节模式，总是充斥著少年为父报仇的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传统质素。

由于武侠小说流行已久、作品甚丰，对于复仇模式的反省也经常为作家所重视。例如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乔峰一心想找出“大恶人”来为自己的父母与恩师复仇，却没想到父亲根本没死而且还是他一心想找到的“大恶人”。这种藉由误会来消解仇恨的方式，古龙也在《边城浪子》中予以使用。傅红雪在《边城浪子》里自一出场就被描写是为复仇而生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养育他的母亲为他灌输的就是不断的仇恨与报复的思想，所以当他走向万马堂，决定为了被害的父亲白天羽，向仇人马空群高举复仇之刀时，他的意志是如此地坚决。可是到了最后，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白天羽的儿子，他这一生为复仇而存在，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笑话。

另一种更直接截断复仇意念的方式发生在《剑、花、烟雨江南》中。小雷的父母死在“九幽一窝蜂”的手中，可是面对著其中之一的“人面桃花蜂”，小雷却无法对她复仇，只因为她也是为报杀母之仇而来：

“为什么？为你父母复仇？你能为父母复仇，我为什么不能？我若做错了，你岂非也同样错了？”她的话也尖锐得像刀。

小雷的手紧握握著她碎裂的手腕，她全身都己因痛苦和恐惧而颤抖。可是她还能勉强忍耐支持，她久已习惯忍耐痛苦和恐惧：“何况我并没有杀人，我的手还没有染上任何的人血，我母亲却是死在你父亲手上的，我亲眼看到他的刀，割断了我母亲的咽喉。”

……

小雷看著她的脸，紧握著的手突然放松。他忽然也有了种想要呕吐的感觉。３２

小雷想吐，因为他的父母死在面前，而他却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向眼前的凶手进行复仇。很单纯的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反省，但却相当直截了当。

不过，平心而论，古龙对复仇模式的反省并无特高明之处，大抵他用以消解仇恨的方式，过去许多武侠作家也尝试过。由于武侠小说以武为中心，复仇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表现必定是出以“快意恩仇”的方式，让侠客手刃仇人。因此，我们从复仇模式进入到暴力描写，后者才是古龙武侠小说的重要特色。

对于暴力描写的精致化，武侠小说向来奉行不遗余力，所以陈平原先生认为这里面透过著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嗜血欲望”３３。的确，武侠小说不仅不避暴力，而且往往美化暴力。前述传统武侠小说中将武功招式诗文化、意象化的描写，也是对暴力的美化，并未真正反省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因为，若要反省暴力，就要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而一旦观点转移到受害者，则每一刀每一剑都变得残忍而毫无美感了。可是这种站在受害者立场的同理与同情心，在武侠小说中却甚少见到。以古龙为例，也只有在《孤星传》、《流星、蝴蝶、剑》中曾透过斐钰、孟星魂杀人后的痛苦，稍稍反省了暴力的残酷。然而大部分时候，武侠小说都是对暴力张开欢迎的双臂。顶多是以各种艺术化的手法，将暴力的血腥气息掩饰下来罢了。所以，李欧先生就曾说古龙所谓的“优雅的暴力”，其实不过是攻击性的文饰：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性的类型文学，暴力不可避免地是其主要话语。“武”毕竟就意味著某种暴力，实际上，暴力话语即是武侠小说的生存基础之一，因为它能迎合或满足读者的生物性层面上的攻击性所带来的心理需要。而且，高文化意义的描述，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程度不等地纾解这种攻击性。武侠小说的神话性质和程式化的结构，使其话语模式成为一种文化仪式。

……

古龙本身就有强烈的暴力嗜好。…… 古龙则特别看重张骞的《耳目记》中的一段故事，认为“ 非常武侠”（《楚留香传奇？代序》）。其主要情节为诸葛昂与高瓒斗豪，瓒烹一十余岁的双生子，呈其头颅手足，而诸葛则当场将其爱妾蒸熟而啖之，“ 尽饱而止” 。

…… 于是，古龙又宣称要写“优雅的暴力”，并以此而自喜，论者也大有赞扬之语。综观其“优雅”，大致有二，即将暴力动作的描绘优雅到诗意，和将暴力内涵优雅到神圣。３４

除了认定古龙本身喜欢暴力，小说中的血腥特重之外，李欧先生还认为古龙笔下有许多人物（如西门吹雪）都有病态的心理：

西门吹雪是个非常值得心理分析的对象。他有明显的心理障碍，如仪式化的“强迫症”— — “天黑绝不见人”等怪癖。他杀人前，必须严格遵循一系列固定的程序，甚至远赴大西北极荒僻之地，也要调动数十人，大摆排场，为他准备热水，毛巾之类，来完成这些程序。 他“白衣如雪，心冷也如雪，他的一生好像从未爱过一个人，就算爱过，也已成为伤心的往事。他没有爱人，没有朋友，甚至连仇人都没有”３５。

笔者同意武侠小说中对于暴力的描写确有激起／ 发泄人们心中嗜血欲望的效果，不独读者，作者亦然。但仅凭古龙举〈耳目记〉中的故事为例，就论证古龙本身具有强烈的暴力嗜好，恐怕是言过其实。事实上，我们从古龙的生平事迹中，实在看不出他比金庸或其他武侠作家更嗜好暴力。至于所谓优雅的暴力对于攻击性的美化，不独古龙如此，所有武侠小说家都有意无意地透过美化的招式描写去掩饰暴力血腥的气息。李欧先生或许是将古龙作品对比于金庸小说后才得出古龙特重血腥暴力的结论，的确，金庸因为在小说中放入了大量诗文与传统艺术，冲淡了情节内容的暴力氛围，同时又透过丰富曲折的情节降低搏击描写的比例。而古龙的小说因为去除了学艺过程、招式套路的描写，传统文化艺术质素的掺杂又不如金庸，所以情节焦点很容易被压缩到不断发生的决斗过程。但若以搏杀过程的描写而言，古龙因为动作的简化，其实同样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成份。姑不论后来的鬼派武侠小说总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光是对照与古龙同的成名武侠作家柳残阳的铁血江湖中的描写，就可以发现，古龙的小说真的很“不够暴力”了。